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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妻子原是音乐学院教师，因耳疾失去工作，在他们住的楼里管理电梯（电梯坏了打电话找人修理），也能挣几十卢布。他们有两个上学的儿子。谢尔盖要养活一家人，一心想挣钱。他同几个同事成立了一家公司，同中国七台河市某公司做生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合同：七台河用苹果换他们的鱼。七台河按照合同把苹果运到海参崴，但他们始终没向七台河供应鱼，把七台河坑害苦了。那时中俄边贸互相欺骗是家常便饭。一天我到谢尔盖公司去，看见里面堆满苹果，每人都在吃苹果。谢尔盖见我来马上请我吃苹果，并送了我一箱苹果。他们公司每个人都分了一箱苹果，仿佛苹果是中国人慰问的。除谢尔盖之外，从经理到职员谁也没想过履行合同。只有谢尔盖想以此为起点，慢慢做大。但他不是经理，做不了主，只好同流合污。以后再没有中国公司同他们公司做生意，公司也就消失了，谢尔盖只得另谋生路。谢尔盖是犹太族，犹太男人比俄国男人顾家，谋生办法多。他又做木材生意，向日本出口木材。但苏联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他们便把原木做成俄式木屋，卖给日本。这宗生意也没做下去，但谢尔盖赚了一点钱。总之，谢尔盖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干。

我在远东大学交的朋友都不是汉学系的，而是俄国语言文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这与我在中国大学外语系任教，可交的朋友都在中文系和历史系相似。我同这两个系的教师更谈得来。远大语言文学系的老谢尔盖（与军医同名，故加“老”字，以示区別）教授便是我时常拜访的朋友。他比我稍长几岁，是远东大学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过他的书。他住在百年大街，离学校很远，也是两室一厅的小单元。他的书多，本来就狭窄的走廊摆上书架更狭窄了，穿过时小心翼翼。在国内我只在漫画家丁聪先生家里见过这样狭窄的走廊。老谢尔盖的工资同我的一样，老伴已退休，领取不多的养老金。按照苏联当时的生活标准，老两口不愁吃喝。可老谢尔盖仍在別的学校兼课、替报社审稿、在市作协任职，这些都是有偿劳动。有一次我们对酌，我望着他满头杂乱的白发，觉得他有点像贝多芬。他忽然长叹了一声，对我说：“还得为儿孙做马牛啊。”他有一儿一女，都已婚配，女儿离异，成了单身母亲。苏联有不少单身母亲。她们宁肯做单身母亲，也不愿堕胎。老谢尔盖不得不帮助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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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3）

我回国那年，苏联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化，每个公民都领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卢布疯狂贬值。从1美元兑4卢布，到20卢布，到40卢布，到200百卢布，到2000卢布……今天俄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金融寡头正是那时候发迹的。我在国内为俄国朋友们发愁，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拉利萨，她是朋友当中最弱的，她丈夫取得副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了吗？

五年后，1996年，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苏联已经变成俄罗斯。我先去看拉利萨，她丈夫瓦列里已学成归来，但找不到工作。他原是远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又学了艺术专业，可远东大学不聘请他。不聘请他是有道理的。他的俄国文史知识很肤浅，还爱吹牛。他忽然提出要讲中国文化，拉利萨恳求我跟汉学系系主任说说。系主任同意他讲一次。他讲中国当代作家，在课堂胡说八道，把李先念、薄一波说成高玉宝那样的作家。我给他指出错误，他不但不感谢，反而说：“就您听得出来。”我很恼火，讽刺他是“活着的经典作家。”没想到这家伙听了乐坏了，大声叫拉利萨：“你听听教授说我是经典作家呢。”拉利萨脸色阴沉，对我说：“教授，您何苦挖苦一个酒鬼呢？”瓦列里曾经是酒鬼，后来戒了。他回来后，家庭担子仍压在拉利萨身上。我想帮她一把，把瓦列里介绍给中国商人开车，从海参崴到绥芬河接送中国人。有一次他接送的是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的胞弟孔德墉。孔先生大概很有钱，给了他五百元，他大喜过望，给拉利萨买了衣服，还把饭店里吃剩的菜带回来，一家欢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长，不少中国商人呆不下去了，对我说：“跟俄国人没法做生意。”撤回国了。雇瓦列里开车的中国商人也准备回国了，我请他把旧汽车留给瓦列里，他慨然允诺。瓦列里便开着这辆车在街上拉客。瓦列里的“财富观”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拉利萨的“财富观”仍是一家温饱。

这几年谢尔盖都干了什么，我不清楚。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在家赋闲，但生活有保障．还买了一辆汽车。他妻子不再管理电梯，因为楼里的电梯早已不能使用。他把我拉到离海参崴几百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