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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祭奠，这也进步多啦。仅从这两点看，彼一《梁祝》似乎胜过今一《梁祝》。如此互相竞争，发奋图强，不但是影片商之福，也不但是观众之福，也是国家之福。

柏杨先生写“半票”以来，接到无数读者先生的来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封署名“老夫”的明信片，发自台北辛十二局，明信片上曰：“柏杨老乌龟：你的学问大是不错，先骂观众，再骂读者，‘半票读者’、‘不肯断奶’，读者是你的衣食父母，怎么能骂？你是什么东西，混蛋加十三级，如不改过道歉，三天内将你狗体分尸万段，不杀你势不干休。”还有一封是一位“本市读者”先生写的，也是一张明信片，上曰：“柏杨小子，你生在中国，冤枉你了，我们不顺你的狗眼，均是半票吃奶的人，而你完全是吃大便的，我操你亲娘，我不将你这个老狗打死，等待何时？”另外还有一位林文先生，来的是一封长信，全信太长，不抄录矣，在结尾上有警句曰：“全台湾只有你柏杨是高级——高级文化汉奸、卖国贼，你反对中国历史文化，还不够卖国吗？一定要当官才可卖国吗？真笑话！”

读者先生赐函很多，对支持我的朋友，仅一一致谢。对大张挞伐的信件，因内容差不多千篇一律，不再—一发表，只摘录三封于上。我想正义之怒既张，有同感的朋友当乐不可支，而我们的讨论也就可以结束啦。

“的”和“家”

很多朋友向柏杨先生请教：“怎么才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好像我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啦，想从我这里挖出一点秘诀，以便照方配药，也登上文坛宝座。呜呼，如果有此一念，那就是问道于瞎子，一辈子都得不到好处。这并不是说柏杨先生仪态万千，虚怀若谷，向谁表示谦虚，而是真正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盖这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韩愈先生在两千年前便指出过，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是做官，除了做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自己安富尊荣。于是遂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做官的目的为了发财，而发财的目的又是为了做官，一个知识分子一旦做不上官，就四大皆空，不但别人瞧他不起，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诗不云乎：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色列立国，恭请爱因斯坦先生回国当总统。如果换了柏杨先生，早大喜若狂，根本用不着请，只要招招手，立刻飞奔而往。但爱因斯坦先生竟然拒绝，这种情操智慧，不是中国圣崽和官崽所可了解的。我说我大喜若狂，飞奔而往，一定有些朋友脸上挂不住，解释曰：“太谦太谦，你老人家品学俱优，岂会如此。”那就是不知我也，我说我“若狂”，已经够往脸上抹粉啦，到时候我如果给你来一个“真狂”，就更精彩。《儒林外史》上的范进先生，并没人请他当总统，不过中了一个举人，离中级官还有十万八千里，可是他的反应又如何哉，他当场就高兴得发了疯。

既然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努力做官，非官不荣，非官不乐，则官以外的其他行业，自然都贱不可言。想当年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身兼六个国家的宰相，把他嫂嫂吓得连忙下跪。如果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只抱了几本他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想他的嫂嫂恐怕仍会保持原来面孔。如果苏秦先生连几本破书都没有，而只会唱歌跳舞，绘画打球，恐怕结果还要惨，一个织布梭子飞出来不把他阁下头上打一个血流如注才怪。这种气质和社会环境，历三千年而不衰，现在虽然是二十世纪啦，但非官的行业，其贱如故。于是除“官”之外无人才，从事非官以外的行业，顶了不起，只能成为“的”，而不能成为“家”。像柏杨先生干的这一行，洋大人之国，称之为“专栏作”家“，而中国称之为”写杂文的“。依此类推，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文章的“；没有”提琴家“，而只有”拉提琴的“；没有”钢琴家“，而只有”演戏的“；没有”舞蹈家“，而只有”跳舞的“；没有”教育家“，而只有”教书的“；没”体育家“，而只有”打篮球的“。处处都是”的“，没有一个”家“，这是个啥子模样的社会，可知之矣。

社会的素质如何，不必管它，盖管也管不了他，但假如人间还有因果报应的话，中国沦到今天这种酱缸局面，就是因果报应。大家几乎一致呐喊中国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我看恐怕不见得，五千年虽然五千年，传统虽然传统，但似乎是文化很少，而酱化很多。所谓“正史”的三十六部史料，若这个“书”那个“史”，百分之九十篇幅，都是二抓牌升官做官录，和血流成河的杀人录，除了这些，剩下有关人类性灵方面的玩艺，微乎其微。在这种形态之下，官性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