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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啦。”就有人问什么地方糟啦，曰：“我们把他打成这样子，他明天不告我们乎？”有人曰：“那容易得很，叫他写一个悔过书，写明我们没有打他，而是他为了要诬陷我们，自己把医药设备捣毁，自己把自己打伤的，经我们洞烛其奸，特立书悔过为证。”大家哄堂大笑，有人曰：“这算啥干法，你们读法律读到狗肚子里去啦。”答曰：“对付恶医，非出奇制胜不可。”以后的发展不用说矣，大家闹得筋疲力尽，等拿到了悔过书，一哄而散。

事后陈医生当然不肯罢休，把东北大学堂校长一状告到法院，校长先生急得跳脚。学生们一听，这简单得很，再揍他一顿就是，走廊上贴出堂堂布告，号召全体学生为维护校长的名誉而战。结果被劝说下来，告到法院的状子也由陈医生撤回。嗟夫，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相信该精彩行动，乃是治恶医的妙法之一。我当然不建议马瑞五先生约些朋友开揍，但如果他真的约些朋友揍了个结实，也不过和没有揍一样，照吃官司而已。但那一揍的关系大矣，让那些聪明才智之士知道，虽然天理国法人情他都可不买账，但有个穷苦的拳头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也可使之提高精神，多发一点善心仁术。

大张挞伐

一个人最痛心的事，莫过于看到他所最敬爱的人，遭受无礼诽谤。台北有一家杂志，名《政经半月刊》，有一篇关于国大代表们的报导，竭尽恶毒之能事，使人义愤填膺，双目落泪。虽然国大代表们在开会的时候已为它闹了一通，可是好像是因为有点无法自圆其说的缘故，没有闹出下文。不过，柏杨先生觉得，稍微有点骨气的人，都不能这样忍受下去，即令国大代表修养良好，或者是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我们这些可怜的小民，也不能擅自跟那种妖言罢休，必须大张挞伐。

该文的题目是“国大代表对不起中国人”。这个题目就显然不通，但我们不打算马上就加拆穿，等到看完我们的意见，读者先生们自然而然会写下结论。

该文第一段开始的两句话曰：“‘国民大会代表’这个令人作呕的头衔，任何一个国民都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这话太武断，呜呼，无论如何，国大代表这个头衔并没有令所有的人都作呕。他们专车经过街头时，偶尔招来两句骂声或诅咒，虽是有的，但柏杨先生向各方面打听的结果，还没有发现有人作呕过。包括在台北中山堂服务的国大秘书处人员，和担任警卫警宪人员在内，除了生病的之外，绝对没有人因为天天看见国大代表而上吐下泄的。至于说“任何一个国民都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咦，如果没有国大代表，该是多么寂寞哉，连孩子们的唾沫都没有对象了矣。必须郑重声明，孩子们的唾沫并不是天生要唾国大代表的，而是大人们谈起国大代表，非常非常起敬的时候，孩子在旁听得出神，忍不住唾上一口，以便干着嗓子响应的也。

该文又曰：“每年岁末，这群无所事事的国大代表们，都要欢聚一堂，吃吃喝喝，谈谈笑笑学习和掌握对立统一的基本观点。唯物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最，领旅费，支月薪之外，还要拿出席费，成了我们纳税人最痛苦的负担。”这一段话，不但不合逻辑，而且也太乖人情。人非草木，势非楚囚，国大代表既然欢聚一堂，除了“吃吃喝喝，谈谈笑笑，领旅费，支月薪”，还能干啥？难道教他们都落泪如雨乎？他们为他们的选民早哭得泪都干啦，连挤都挤不出一滴来啦，剩下的只有笑矣。尤其是当他们“领旅费，支月薪”的时候，自然更是要笑。那有啥可奇怪，又有啥可攻击的哉？至于说“成了我们纳税人最痛苦的负担”与事实不符，盖柏杨先生也是纳税人，我从没有一点因负担养活国大代表的费用痛苦过。

该文又曰：“这批代表们早已无当年当选时的合法地位，如今只是凭着曾经当选的资格来伸手要钱，发挥其剩余价值，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政府竟会那样慷小民之慨，听他们为所欲为。”呜呼，柏杨先生也真不明白，该文的作者是不是脑筋有点不清楚，既然承认国大代表有“剩余价值”可以“发挥”，自然得慷小民之慨，再也没比此事更顺理成章的矣，愤慨个啥？该文又曰：“初行宪政的时候，社会上流行有‘五毒’之称，‘国大代’就是其中首要，没有好好地做过几件事，却闹了不少贻笑中外的丑史，有的抬棺材请愿，有的雇流氓打人，有的结党营利，有的走动官府，凡是所能想得出来的名目，他们很少不有一份。”悲夫，“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该文作者真是下得狠心，说“国大代”是五毒之一，我誓死不肯相信，说他们没有好好做过几件事，更是毫无根据。在这次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