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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倒楣的家伙，开着他的老爷汽车，停在平交道栏杆外面，恭候火车通过。他倒是没有撞人的，可是，他不撞人，人却撞他，一辆风驰电掣的人力三轮车，从后面赶来，煞不住车，从旁边擦过，勇敢地撞到该老爷汽车的车头上，车夫先生的袖子被粉碎了的照后镜刮破，当然也流出来一点尊血。好啦，这就够啦，他下了三轮车，悲惨哀号，好像美国印第安人已驾临台北，要剥他的头皮。人群闻声云集，一齐怒吼曰：“你们有汽车的人没有一个讲理的，把人撞成这个样子，还不在乎呀，拉下来揍他。”该倒楣分子只好赔了一百二十元。

这两个故事使人垂头丧气，南京东路那么一撞，当然欺人太甚，但三轮车踏到快车道上，同样也欺人太甚《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易余》、《药地炮庄》、，而快车道上突然出现了三轮车，三作牌却没有看见，就未免难为情啦。厦门街一剧，证明中国人已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只论强弱，不论天理国法，穷苦的三轮车夫如此，蠢血沸腾的群众如此，二抓牌不用说，更是这个调调。呜呼，除非你有势，你就很难有理，有理也没处说，说啦也没有用。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按事实判断是非，只按直觉判断是非。脚踏车撞了行人，脚踏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三轮车，汽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行人，那就更没有个完。

同样情形，行人不守交通规则也是车祸的主要原因。一个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腿，最好走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路，要走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路，似乎就得换上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腿。有些朋友走路就好像得了低头疯，《儒林外史》马二先生逛庙会，形容曰：“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低头疯则是“他不看车子”，如果再碰到“车子也不看他”，就头破血流矣。

轧死活该

在农业社会中，交通不便，行人稀少，普通一个县城，来来往往，不过那么几个人，而且都是步行，你撞我一臂，我碰你一肩，没啥了不起。偶尔有个骡车经过，立刻万人瞩目，早就避开啦。同时骡车的速度比起汽车，简直不能比，即令没有远远避开，临时一跳，也还来得及。这还是较大的城市，如果较小的城市，像甘肃河西走廊的那些县份，若山丹，若玉门，在士字路口站了半天，都难看到一个走动的影子，景象凄凉，更不在话下。在这种马路上，当然怎么走都可以，直走固没人说啥，横走倒走，也悉听尊便，除非“咕咚”一声掉进水沟里，不会有其他祸事也。

有些人到了纽约，有点不惯，有些人到了台北，也有点不惯，不要说噪音能把人吵疯，仅只到大街上走那么一趟，他的尊腿如果仍是十八世纪的腿，他就得十分痛苦。现代的尊腿在穿过马路时，就得跟贼先生一样，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身手利落，当机立断，如果仍坚决地复古，安步当车，早晚会有一辆汽车感动得猛吻他阁下，以示拥戴。

报上说警察局已对十八世纪的腿，采取行动，有若干乱走的朋友，被罚扫大街，这是一个菩萨心肠的处罚。但柏杨先生不赞成扫大街，盖扫大街类似体罚，于法无据，而执法者要面对着受罚者，势必严重地伤害了受罚者的自尊心，会结下无聊的仇恨，产生无谓纠纷。而且一扫就是几个小时，等于妨碍自由——而且是侮辱性的妨碍自由。只要罚钱就行啦，这比挖他的肉还要使他心痛。有人说，罚钱有缺点，有钱的朋友根本不在乎。我想这只是技术问题，不是原则问题，一个拥有三千万元的亨崽之辈，罚他一块钱当然不在乎，但罚他两千五百万元，他就在乎啦。当然，法律上不可能罚这么多，但可以罚到最高额。它主要的好处是只教他心疼，而不会引起他对三作牌私人的反感。一个十八世纪的腿，经过两次严重的款，准能把它变成二十世纪的腿。

柏杨先生忽然想建议立法院，应该制定一条法律，凡二十世纪的汽车撞到了十八世纪的腿者不罚。给汽车司机颁一面锦旗似乎不像话，但总不能罚，盖错不在他也。社会上必须有是非转化矛盾双方之间相互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因为外在的大小不同，连是非就跟着变。

仍是一句老话，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车祸就绝对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四十公里的时限是随时可以煞车的，凡煞不住的都是超速。行人如果有两条二十世纪的腿，他就不致晕晕忽忽，乱闯乱荡。

中国同胞撞伤或撞死了人，往往撒鸭子就跑，而美国同胞便很少这种现象（不是真的一个都没有，请别抬这种瞎杠），非美国同胞全是神仙，中国同胞道德沦丧，而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