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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六，断手断腿的立即装上义肢；把翻闲话挑拨是非的长舌妇，痛揍一顿，把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家伙，赶上山上。然后一齐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种的播种，挑土的挑土，浇水的浇水，这个家才能够兴旺。如果大家只会张着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们从前是多么好呀，恐怕只能限于过去好，现在可好不了，将来更好不了。

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一谈到美国，尾巴就翘起来曰：“美国的文化太浅！”（也有说“没有根基”的焉，也有说“没有深度”的焉，反正他们那玩艺没啥。）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别一个问题，即令它浅啦，我们才更不好意思。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房，披着麻袋，蹲在破庙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地嚎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扬扬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哩，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虚骄只是晕晕忽忽的自满——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着被子胡思乱想。

柏杨先生前曾声明过，现在再声明一次，我老人家可不主张全盘西化，一头撞到洋大人怀里。前些时孙世钟小妹妹给我来信，叫我“柏先生”帝和唯心主义哲学中独立存在的理性。声称人和自然是哲学，我就复信训之曰：“柏先生是洋大人的叫法，中国人的规矩，你要叫我柏伯伯才对。”她挡不住我这一训，以后就叫我“柏伯伯”啦，盖中国友谊中含有亲情，是可以延长到后代的，似乎更应发扬光大之也。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

民主必须纳入生活，才算真正民主。可惜这玩艺移植到中国，就成了花瓶，偶尔摆出来亮亮相。君不见我们最多的是“以示民主‘呼哉？这个字最近比较少见，大概”示“的人和被”示“的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十年之前，我老人家在南投县住过一个时期，那时”奉命不诉学“的男主角之一李国祯先生当县长，县运动会上，报纸就恭维他的举动是”以示民主“，原来他阁下脱掉外套，跳了那么几跳而已。他为啥跳了几跳乎？不是屁股上被狗先生咬了一口，不得不跳，也不是他阁下还有一份纯洁的感情，非跳一跳不可，而是既然大家都跳啦，他这个小头目觉得有”以示民主“的义务。而小民感同身受，就非拥护他不可矣。呜呼，民主是不能”示“的焉，一”示“就是输出品，就成了五花洞的小丑，只供别人娱乐而已。民主必须成为生活的内涵，想”示“都”示“不出来，而是自然的实践。

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跟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啦，顶多灌下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洋大人那些比洋枪洋炮铁甲船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一种调和折中的观点。，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抓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和技巧。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而我们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或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喷嚏，流出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斯匹林，我们就说他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人生以出国为目的

出国焉，留学焉，成了这处时代的特征，不可不大书特书。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出国留学，和一九二○年代的出国留学，其本质上大大不同。从前留学，基于爱自己的国家，以便学得手艺，回来改善自己的国家；而今留学，基于厌恶自己的国家，以便学得手艺，就在外洋落户，不再要自己的国家。这区别非常重要，只有对知心亲友，才肯吐露这种心理上的动机，把屁股打烂都没有人肯形诸文字也。前些时教育部长黄季陆先生去美国玩了一趟，归来后发表谈话曰：“看到在美国的很多留学生，我很高兴，将来不愁没有建国人才。”这种话小民听啦，真要连心都感激成灰。留在国内的呆瓜流血流汗，有的还要破家送命，万一闯一个万儿，留美朋友浩浩荡荡，踏着呆瓜鲜血而回，建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