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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流通过程，第，是一种绝高智慧，不是因为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灵性上的贡献，对任何人都应如此。即令柏杨先生果然因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而投桃报李，也并不损害这个原则。柏杨先生除了自我吹嘘的那些毛病，喜欢锦上添花外，就是遇到了好文章，或遇到了好议论，或遇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镜头，也忍不住要写封信去表表我的敬意。写这些信的目的可不是铺铺路，以便开口借钱，而是一种共鸣。他如果比我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崇拜他、佩服他；我如果比他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欣赏他，喜欢他。这些都是鼓励。

中国文化中似乎责备多而鼓励少：你做了一百万件造福人群的事，没有一个人有动于衷；可是你只要跌了一跤，则“《春秋》责备贤者”，你越贤，他越责备得凶猛。还不如索性跟柏杨先生一样，坏到了底，让他无法下嘴。即以画图案画动物而言，一辈子歌功颂德，也不见得轮到领文艺奖文学奖——如果是燧人氏的徒弟，钻得奇紧，当然可俘它一个，而且还可同游世界一番，不过，这种圣人门徒不多乎也。而只要你一字用差，就闲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矣。美国前任国会议员周以德先生在美国国会中，为我们中国说了几百火车好话，甚至被他的政敌给他上尊号曰“中国选出的议员”，可是他得过中国同胞的赞扬乎？有几个小民写信给他乎？报上说，他如果不为中国说话，而为任何一个国家说话，恐怕感谢的函件满坑满谷矣。所以弄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应归根于中国人的淡漠。感情淡漠绝不会产生爱心，而只会产生猜忌。而赞扬是需要爱心的，没有爱心，想赞扬都赞扬不出来。好比说，柏杨先生如果遇到从前偷过我老人家的那位小偷先生，即令刚喝了圣人汤，我能请他下小馆，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乎哉？

记不得在啥地方看到一篇文章，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一天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妈妈气得要死，就宣布她是一个坏女孩。于是那么一天，该小孩子忽然变乖啦，安安静静吃饭啦，仔仔细细洗脸洗手啦，不哭不闹，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晚上，她睡到床上，辗转反侧，啜泣起来。妈妈大惊，问她为啥哭，她抽咽曰：“我今天是不是一个乖女孩呀？”妈妈曰：“当然是个乖女孩。”小女孩委屈曰：“可是你没有说我是个乖女孩呀。”做妈妈的这时候才恍然大悟，抱着她泣不成声。呜呼，小女孩做错了事，受不完的责备，可是做对啦，却听不到一句赞扬，无怪伤心欲绝也。

一般人所以对活着的人不肯赞扬，原因太多，除了妒火中烧，烧得有口难开，还有别的缘故。其中之一跟“地位”有关世界万物的起源和质料。《管子》开始将两说相合，以说明季，即令心里偶尔有股冲动，可是一思一想，俺是个啥啥长，而该家伙不过一个卖烧饼的，我要是对他表示佩服，成何体统乎？盖君子不重则不威，俺必须努力重上一重，才能向别人威上一威，如果不知自爱，竟跟小孩子（或糟老头）搅在一起，这脸就丢到红毛国啦。在这种传统文化之下，官才辈出，而人才凋零。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现在当然成了国宝，人人对他有说不完的景慕。可是他阁下生前不过一个到处奔走，谋事借钱，受尽了白眼，最后终于困死在破屋里的不走正路人物。他如果今天还活着，有谁肯睬他一眼乎哉？他阁下还是小焉者，大焉者像吾友孔先生——别瞧每年祭孔之日，百官乱挤，而孔孟学会，更是头目如云，可是他生前不过一个私立学堂的教习，如果今天还活着，又能有谁睬他一眼乎哉？说孔丘先生未免顶尖过度，那么蒲松龄先生却比曹雪芹先生还要小一号，他既未考取留美，也未考取大专，不过一个乡下穷苦的土豹子，深更半夜想一想，又能有谁睬他一眼乎哉？

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有那么一条，就是吝于赞扬——尤其吝于对活人赞扬。要赞扬的话，也得等该家伙翘了辫子再说。一九三六年夏天，柏杨先生曾看过一场话剧，该剧是谁编的，已忘之矣：有位画家老爷，画得千好万好，可是却硬是成不了名，画也硬是卖不出去。后来他的经纪人给他出一个馊主意，教他装死，盖死啦之后，就一定有知音分子大赞扬而特赞扬也。画家老爷最初不肯，可是肚子饿得难受，只好出此下策。于是乎，他的尸首躺到灵堂中央，妻子伏到他身上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按住他不准他爬起来，盖一些爱才如命的家伙，正在那里用高价买他的画哩。

这个话剧结局，很出人意料，等到爱才如命之辈撤退之后，妻子笑得像刚吃了个屁，赶忙把白布拉开报告好消息术界有两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