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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一听到待遇要提高，就脸色大变，我曰：“阁下，我看你有点存心不良，是不是要人饿死？”他曰：“非也非也，要知道未提高待遇之前，我碰到麻烦，一千元就能平安过关，提高待遇之后，恐怕非两千元不能拉倒。”

朋友的话，属切身之痛，千真万真。盖贪污这玩意，一旦成为风气，便产生奢侈。就是前面提到过，那位从美国回来朋友赞叹的“生活水准高啦”现象，一旦大家均恬不知耻，均以一千元的收入，而作八千元的开支为荣，社会风气就开始糜烂。他已有八千元的奇异办法矣，便是再加薪三千元，他能在乎耶？徒提高他的胃口，而使小民负担更重，社会更往根部腐蚀。

不过，话虽这么说，其第一因固仍然是待遇太低之故，不治社会会糜烂则罢，要治的话，总不能不从这方面下手。有些人认为只要道德高，耍耍孔孟学会，讲讲“经”书，就可以根除一切不良。此话乃圣人之话，我们除了表示肃然起敬外，别无他法。但如果依柏杨先生之见，提高公务人员待遇，是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啥都别谈，谈得多啦，徒费唾沫。

无论古今中外，公教人员待遇高低，和国势强弱，成正比例。汉王朝的太守，不过类似现在行政区“专员”之官，年收入就两千石。咦，你知道两千石值多少钱？左折右合，吓都吓死你。英国殖民地遍天下，在殖民地当官的家伙，贪污的很少，非英国人比中国人天生高级，而是他们的待遇好，退休后又有保障，中国公教人员所以退休不下来，是生活作怪。洋大人退休之后，可以周游一下世界，中国人退休之后，恐怕周游一下台北，都得思量思量，怎能不在当权的时候，勇猛抓之乎？贺其乐先生是位名经济学家，有一天告柏杨先生曰，一个中国人平均下来，包括衣食住行，一个月至少需要八斗米之数，才能维持。五口之家，至少得有四石。如果待遇只有一石，则只好用别的奇妙之法，去搞三石补充。呜呼，与其各显神通，去自己零搞，何不由政府统筹整搞乎？统筹整搞，小民固然负担大啦，但不由政府整搞，小民的负担反而更大。呜呼，国家也好，王朝也好，政权也好，是建筑在公教人员身上的，却拼命地压之迫之，使其非贪非烂不可，教人一辈子都弄不明白。

依目前购买力，我想，国民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六千元，中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八千元，大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二万元。三作牌月薪至少应有五千元，警察局长月薪至少应有一万元。法官、检察官月薪至少应有一万二千元，记者老爷月薪至少应有七千元，而稿费也至少千字两百元才够（现在是三十元，使人毛骨悚然）。至于柏杨先生，年迈力衰，每月工钱九百六十元，弄得衣不蔽体，穷气冲天，每到月终，老妻还要去拣煤核，至少也得有二千元，才能免于饿死。否则，薪给制烂得久啦，等到把根烂掉，供给制就得惨叫一声，来个倒栽葱——想独坐高楼，看黄河翻船，不可得也。

（柏老按：一九八○年底，我老人家月饷高涨到一万七千元，不过仍是高级西餐店三十个“美国牛排”的价钱，买较好一点皮鞋的话，只能买两双！）

第四　尽可能少开会呜呼，开会是民主政治最主要的方式，只有专制政治才不开会，皇帝想怎么搞就怎么槁，柏杨先生反对开会，岂不是反对民主乎哉？这顶帽子奇重，实在不敢当不敢当。问题是我们开会是真开会就好啦，目前流行的开会，似乎有二型焉：一曰精神训话型，看起来大家各端嘴脸，排排而坐，实际上是老板大人或一圈之长在那里训话——训话也者，包括“骂”在内——骂了一顿之后，众头乱点，表示俯首贴耳，然后指示机宜，一哄而散；一是危险分担型，开会的目的不是真正民主，而是“以示民主”，以便有责大家负，万一东窗案发，就可理直气壮曰：“这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这是开会决定的呀。”会议纪录就是挡箭牌，结果是有了功劳，谁都有一份，有了责任，谁都没一份。

记不得在哪一本书上，看见一篇小说，说的是开会国，天兵天将把该国团团围住，该国唯一的抗敌之策，就是开会。开了无数次会之后，天兵天将忍耐不住，就行攻城，该国人士，精神可嘉，退守郊外柳林，继续抵抗。天兵天将悲天悯人，有好生之德，不忍赶尽杀绝，乃再行团团围住，希望他们投降，可是投降这玩意，岂是有气节之士所肯干的？围困之初，还听见树林里开会之声，叽叽喳喳。围困到七七四十九天，叽叽喳喳的声音没有啦，派孙悟空先生前往一看，咦，全死啦，全渴死啦，尸体左也一堆，右也一堆，身旁还有会议纪录，曰“临渴掘井委员会”，曰“临阵磨枪委员会”，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