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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建议，圣人之代代相传，以及强迫纳税人供养圣人的优美传统，应列为中国奇景之一，以便洋大人观光游览。

提起圣人，肝肠寸断，孔丘先生之后，孟轲先生拼命地干，前已言之先验条件和根据。，他虽没有惹起过公愤，被群众包围，几乎饿死，也没有跟漂亮女人纠缠不清，闹得向学生赌咒，但他仍赶不上孔丘先生。盖天下最厉害的是得风气之先，当天下各国都在讲强兵利甲之际，只孔丘先生一人唱反调，虽当时被目为疯子，跑断了腿也没弄到一官半职，但其学生把他的言论记录下来，过了些时，皇帝王爷之类，发现他的那一套对统治阶级有百利而无一害，乃有西汉王朝第七任皇帝刘彻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从此孔丘先生才算上了台盘，子子孙孙，吃着不尽。

孟轲先生混了一辈子，不过二流圣人，其他人更不说矣。孟轲先生以下又数千年，出了一个三流圣人朱熹先生，此公“圣”到什么程度，用不着说，十九世纪之后出生的中国人，恐怕都吃过他的苦头。年轻朋友如果不信，不妨去买一本他阁下注解的《诗经》看看，其奴性和无天良，即令不把你气死，也能把你气疯。

这里有他阁下的一则风流故事——台湾名女人严蕊女士，有才思而通书，凤冠一时，和台洲太守唐先生思恩爱爱。后来唐公调走，圣人朱熹先生和唐公有宿怨罗马晚期杰出的讽刺作家，无神论者、原子唯物主义哲学家。，又气严蕊对自己冷冰冰的，看到眼里，计出心头，乃一个小报告打到中央政府，说唐先生“挟妓狎游”。接着把严女士逮捕，苦刑拷打，教她承认。她知道一承认唐先生便会完蛋，于是“坚不吐实”。圣人嫌衙役打得太轻，还亲自动手，严蕊女士着实有点骨气，仍不肯招供。朱公更气，把她押到会稽，一面坐牢，一面逼她卖淫。

眼看着大狱将兴，幸亏宋王朝皇帝不个个都是混蛋，拿着朱熹先生的奏章，询问大臣，某人（惜忘其名字矣，但可查得出来）对曰：“秀才撚酸耳。”皇帝大笑，派岳商卿先生当巡回法官（提典刑狱），把严女士当堂释放。严蕊女士以词谢之曰：“不是爱风尘，只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呜呼，我们就这段故事，为的是敲一声锣，让大家看看圣人的嘴脸！中国的圣人似乎比任何一国的圣人的血都凉。五千年历史上，没有不和权势结合的圣人，连孔丘先生都得皇帝封什么文宣王，和什么至圣先师之后，才能闯出了万儿，朱熹先生等而下之，又怎能不靠他的官威，搞一个妓女乎？朱熹先生尚且如此，其他千千万万的道貌岸然，还有啥可说的。

孔丘先生最伟大的贡献似乎在于他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名词，几千年下来，这种分类之法，如火如荼，连诸葛亮先生都受其影响者？》（1894年），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捍卫唯物史观。，在《出师表》上，还要皇帝远小人而亲君子。真不知道孔丘先生当初发明这玩艺时，是何心理状态，这种一刀两断的搞法，不是有点毛病，绝发明不出来也。如果这种分法合理，不妨请几个武功高强的人到市政府帮忙，把中国人的身份证上，加以注明，某也君子，某也小人，然后通知三作牌在大街上检查，看见“小人”字样者，一律干掉，则所剩下来的全是“君子”，岂不天下太平乎哉？

人性是统一的，而人格则不然。有时圣人，有时禽兽；有时君子，有时小人。在某一事上是圣人，在另一事上是禽兽；在某一时刻是君子，在另一时刻则是小人。孔丘先生鼓吹的二分法，被权势利用，把中国糟蹋了两千年。如果不肯多想一想，而且还对肯多想一想的朋友暴跳如雷，我看大家迟早都要唱一出砸锅戏也。

且看苏舆先生

一个新观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赖于经济本质的改进，社会是非标准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养成。对节育问题如此，对其他问题也都是如此，对男女问题，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用新观念来正视这个一日千里在蜕变中的社会，真能把自己气死。呜呼，仅只气死自己，其害还算小焉者也。麻烦的是，该落伍腐烂了的狗屎观念，往往盘据在有识之徒的尊脑里，于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那就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别人，势必成为一块异常可敬的绊脚石，阻碍社会和国家的进步。

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乡湖南邵阳，组织南学分会，提倡“民权”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顶尖的有识之徒，恐怕也不会提出反对。可是一个新观念一旦钻入旧的脑壳，该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