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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成一盆酱，竟然把朝气蓬勃的社会说成一个酱缸，岂不是专门泄人元气，鼓励人不当英雄豪杰，怀疑圣人格言教训，轻视中国固有文化哉！这种想法，如果没有影响，倒还罢了；如果发生影响，老头老头，你就心怀叵测，动摇国本，罪不容诛矣。”

关于“动摇国本”巨帽，从前很少听说使用，最近却颇为耳熟，立法委员过年时借款丑闻传出后，小民略表意见，就被尊为“动摇国本”，可见这玩意好像殷郊先生的翻天印，漫空乱飞，大小由之，厉害得很矣也。不过我想真正“竟然”的不应是揭揭底牌的人，而应是烂扣底牌的人；不应是被踩得“哎哟哎哟”的人，而应是穿着铁钉鞋横冲直闯的人。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在于做坏事的人太多，而说直话的人太少。从前闭关自守时代，窝里烂还可以说祖先大人所见不广，如今海运大开，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应有尽有，所见该够广了吧？可是，中国人的脑筋却似乎仍停滞在铁器时代，不但科学上停滞，文学、舞蹈、电影、话剧、绘画、雕刻，无不停滞，还不允许有人从酱缸里往外探头瞧瞧，一有人探头瞧瞧，义和团同志马上拉下尊容，攒拳怒目，吼曰：“既然洋人好，你怎么不拉高鼻子呀？你怎么不去认洋人当干爹？”如此蛮缠不清，就是被酱的后果。嗟夫，洋大人的优点，当然要学，洋大人的缺点，当然不要学，我们奋斗的目标是“现代化”，并不是洋化，不能神经衰弱到那种程度，一提洋大人就屁尿直流，认为柏杨先生要买铁钳拉鼻子喊干爹啦。义和团同志中间，总也有赞美别人的时候，难道说就要马上下跪认干爹乎？中国社会有两个极端，一端是义和团，另一端则是西崽。好像不归于杨，就属于墨。要不然顽固到底，要不然一头栽到洋大人怀里，折腾撒娇。如果有一个家伙想选择选择，判断判断，就等于掉进夹缝，义和团一口咬定你是西崽，而西崽又指天发誓说你是义和团，左边一耳光，右边一耳光，即令不想变成“竟然”，不可得也。

有一种毛病，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改之？那就是，不管谈啥，准振振有词说中国古代都照有不误。你说“民主”，古时就有“民主”。你说“火箭”的记录。共二十篇，涉及孔子言行、问答，为研究孔子的主，古时也有“火箭”。你说舞蹈、音乐、文学，哎呀，古时更是多得要命，不信的话，古书为证，君不见“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乎？接着解释起来，不是孔丘曰，就是孟轲曰，再不然是诗曰、易曰，以及这个曰、、那个曰，全是古人在“曰”，“曰”了半天，好像真的一样。

吉田石松五十年

台北《联合报》登载了一篇该报驻日本特派员司马桑敦先生的东京通讯，标题是“吉田石松五十年冤狱平雪记”，是一篇最最有意义和最最有价值的报导，中国人不可不仔细拜读。谁要是不仔细拜读，谁就陋得很也。盖吉田石松先生的遭遇，是一种求生意志的的搏斗，也是一种争取自由和自尊的搏斗。一个民族的气质，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一直在向慕真和善，抑是自甘堕落，择恶固执，死不回头，在对冤狱的处理上，可充分地表达出来。阿比西尼亚焉，沙特阿拉伯焉，以及其他什么什么国焉，他们历史上有没有冤狱，我们不知道，但当一个中国人，对冤狱该是最最内行，最最熟悉——见也见的多，看也看的多，受也受的多矣。文明之国，发生了冤狱，举国震动，初之时有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结尾时有人代表政府向他道歉。只有堂堂中华民族，因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之故，冤狱一起，恐怕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把头往脖子里缩，不要说没人敢挺身而出，似乎是连逃都恐怕逃得不远。

柏杨先生早就想写一本书，曰“中国冤狱史”，把中国的冤狱，从头到尾，一一记载。一旦此书问世，包管使你心花怒放，盖思一思，想一想，中国冤狱之巨之多，好比驴毛，无妄之灾竟罩到别人头上，而没有罩在自己头上，你能不笑得人仰马翻乎？这当然是以后的话，读者先生如果福气冲天，总有一天可以拜读。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吉田石松先生的奇遇，以开眼界。司马桑敦先生报导得甚为详尽，我们只能摘录，为的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万一阁下是一个懒人，可免乱翻之苦，此亦柏杨先生的德政，不可不知。

话说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名古屋市野轮村一条乡村道路上，一个农夫户田先生，被人打死。第二天，凶手北河芳平（二十六岁）被捕，他供称和另一凶手海田庄太郎（二十二岁）一同向被害人下手。于是第三天，海田庄太郎也被捕，可是他却一推六二五，啥也木宰羊。经过一番审讯，他才承认他确实和北河芳平合伙，但他只不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