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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直备受关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的一些朋友，也希望他把自己写的《成都方式》拿出来出版。

“品三国”的易中天为什么会关注成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他为什么会写《成都方式》呢？

“这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易中天对记者说。

2005年7月底，易中天应云南有关方面的邀请，到腾冲参加滇缅抗战博物馆的揭幕仪式。随后又应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请到了攀枝花。回厦门的时候他不想再走昆明，就到成都绕了一下。朋友谈起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摸索出来的一些具体做法，引起了易中天的很大兴趣。

作为成都市的规划顾问，易中天曾听说成都要搞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但最初并没有引起这位人文学者的关注。这次到成都一听，原来成都不仅仅是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而且还致力于建设基层民主和打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他在成都停留下来，对变化中的成都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

他像一个记者一样到处参观、访问、座谈，然后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还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两个月后，当国庆节临近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找到易中天，请他去讲三国，他才结束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名声鹊起的易中天，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成都的见闻也就沉睡在他的电脑里。

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的改革实验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这才有了出版《成都方式》的动议。有人听说后，当面问易中天：“听说你有一本《成都方式》，讲不讲打麻将等休闲？”原来读过易中天的《读城记》的朋友，以为他写的是成都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来自学界的质疑：“一个在电视台讲通俗历史的人，不研究经济问题，不研究‘三农’问题，讲什么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岂非咄咄怪事？”

难怪易中天的一个朋友说：“当大众传媒把易中天炒作成为一个‘学术明星’、‘学术超男’的时候，其实也把他异化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学者。”

而易中天则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研究美学、文学、历史、美国宪法，两年以前又关注中国大西南一个城市的变化，其实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类幸福的关怀。”

访谈我的观点是不要什么“共识”

经济观察报：2005年的时候，人们都在很热烈地谈论一个话题——“北京共识”，您当时注意到了吗？

易中天：我注意到了。当时，国际上好像就想搞出一个东西来，实际上是想探索一下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解决第三世界国家怎么成功转型，怎么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问题。

易中天：“北京共识”应该追溯到“华盛顿共识”，因为“华盛顿共识”破产了才有了“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在欧洲国家实验都是失败的，至少是不理想的。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做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这两个国家发展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北京共识”。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没有被命名的共识，就是“莫斯科共识”。

经济观察报：似乎没有人这样说过。

易中天：“莫斯科共识”是没有被命名的共识。

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在于世界的各民族、各个国家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时代终结了。

人类战争没有停止过，但是世界大战是第一次。此前，世界各国、各民族几乎都是独立探索发展道路，基本上是自己搞自己的；可以受其他国家影响；也可以不受；比如中国。欧美国家倒是互相影响；他们基本上在走一条路——资本主义之路，走到一战之前，资本主义遇到了危机，包括经济危机，也包括信仰危机，这就是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东方国家就开始探索另一条与欧美不同的路——社会主义道路。

易中天：我为什么要写《成都方式》（2）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秦以来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制度也走到头了。帝国制度在清王朝的时候已经是最完善、最完备，所有制度上的、体制内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当一套制度成熟的时候，也是它灭亡的开始。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被迫和国际接轨，被迫纳入世界发展的格局。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