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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吗？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人某一时段的某些作为绝不能够成为孤立的、超然的产物，而只能是其事物本质的一种反映过程。汪精卫早年的革命，恰恰是其日后走向深渊的伪装与冒险生涯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诗歌，无论形式与艺术层次如何都只能是一种反面教材。

那么，当我们设定了或多或少的框框套套来以此作为诗人们入选的条件以后，是否这种评选就可以顺利进行了呢？我的答案依然是不确定的，原因在于有关于一些类似评选之类的现实存在使我不得不认识到，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关于文学艺术的高低贵贱之分都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强求不得的。譬如说，前一时期，某网络评选中国二十位最受欢迎的作家就是一例。

在这次评选中，苏东坡这样的大家也仅仅有幸忝列20名之中，而更惨的要属诗祖屈原和老李老杜以及小李小杜他们，根本挤不进前20去，当然，若是再和压根就连那20名后的提名圈都没有入围的曹雪芹、吴承恩、冯梦龙、吴敬梓等人相比，则这些诗人们又要算是幸运的了。之所以出现这种令吾辈文人颇有些颜面扫地，也颇令某些策划了这种所谓文化活动的高人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原因在于文化观念的不同与文化层次的落差，同时也在于当局者与网络众生的信息不对称。盲人摸象，焉得真容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即今而论，形形色色的各式评选名声已然是不太好了的，当此时也，如若郭某真个将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们硬拉出来凑一回真真“海选”或暗箱操作的“评比”，则从心底害怕辱没了那些圣洁的先人。更何况，真正优秀的作家与作品是要由时间来检验的，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而往往红极一时的某些作家与作品则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君记否，曾几何时，所谓的“××诗”与“××流”不是得势于一时，也曾产生过那么几位好像“前不见古人”的代表人物吗？可是，仅仅20年光景就从“河东”晃到“河西”去了？匆匆过客，仅此而已！为了让我们圣洁的诗人们继续保持那份高雅与纯朴，我还是不要做什么费力不讨好的给诗人们排座次的尝试了吧！

我心坦白，我意真诚，我亲爱的读者与观众们见谅了。

宋人气度之再思考

读史品诗系列做了五十期了，这期间要说哪篇文章真正是意犹未尽，我个人倒未曾细想过，偏偏就有网友通过博客提了意见，认为“宋人的气度”当是真正应该再发掘一下的。说真的，所谓再发掘一下又是什么意思呢？思而三之，洒家以为还是从读史品诗这个本意上再谈一下的好。

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相比较而言，不因言而杀人，不因政见不同而在政治上一棍子打死的封建王朝，大宋算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类似的情形在大唐的前期曾经有过，但武周一过，冤案无数，大多数便是政治案件。而宋朝，当然是指北宋，就不同了，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仅以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三位文人兼政治家来说，彼此之间，政治上互不相容，但文学上互有唱和，生活中更是关照有加。王安石变法，其为政之手腕不可谓不严厉，不可谓不极端，但是，他对政敌司马光的处罚不过是到东都洛阳去做他所愿做的通鉴总编纂去，这个官儿有多大？换了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了。后来司马光当政，对王安石新政那是一风吹的政策，但当手下人提议要将王安石杀掉以泄民愤，以谢国人时，司马光却说，如果王安石也像你们这样，咱们这些人有几个能活到今天，又何谈其他呢？苏东坡一贯行事随便，一生著述颇丰，别的不说，就他那些诗词，撂在大清乾隆爷那个时候，找他几条“反词”还不是轻而易举？事实上即使是在当时也恰恰是在这些细节上为人抓到了“把柄”，不大不小给我们的大诗人弄了个“乌台诗案”，抓到局子里很不舒服了几天。这事儿，搁在我们曾经熟悉或不曾忘记的年代，弄个现反之类的是*不离十了，在苏轼及其家人看来也是在劫难逃的了。然而，最终却是王安石这个苏轼政治上的敌人在皇帝征求意见时做出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判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皇帝也就“以公一言而决”。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继续“深入生活”而已。这样的事例，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称得上文人间或政治家之间的美谈，起码与魏文帝曹丕所说的那套“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之类相去甚远，或者说简直就是西方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政治文明”了。而单就王安石与司马光这种两“党”相斗，政见不同，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