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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语焉不详或谬误百出。面对如此困境，青年学者荣宏君知难而上，从田野调查入手，以翔实的文献为基础，伏案数年，曲察旁征，终有斩获，不但厘清了这一历史课题的来龙去脉，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且，全书文字疏简清秀，翔实流畅，可谓亦史亦论的一部优秀著作。

为了能揭开徐刘之争的真相，宏君在资料上做了很多细致艰苦的准备工作。他收集了不少当事人的信札原件，这些信札包括徐悲鸿先生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信，其中直接谈到了对刘海粟的看法。而刘海粟先生的一些信札则也谈到他对徐悲鸿的观点，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信件也涉及徐刘之争的内容。对这些信件梳耙整理，辨伪存真，荣宏君花了大量心血，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此外，荣宏君还对亲历徐刘之争而今健在的老艺术家和学者进行了访谈，其言论虽带有较强的个人观点，但仍有历史文献价值。事实上，宏君数年来坚持田野调查，搜集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做法，对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是具有启示性价值的。缺乏第一手文献资料而流于空泛之论，一直是近现代美术研究难以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之一。因而，像土拨鼠一样的劳作，是每一位学者必备之功课，否则，难有大的作为。

在历史观方面，宏君悬鹄甚高，虽年轻却有老到的见解。他认为，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应是艺术史学的终极目标。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以文献为基础，直逼历史之真实，是全书最动人之处。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宏君坚持以政治、道德和艺术三位一体的标准为基础，更为注重艺术本体的评价。在中国艺术史上，政治、道德和艺术评价相左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宋代四大书家“苏黄米蔡”中的“蔡”最早是指蔡京的，但因其是奸臣，故而被蔡襄所替代；元初大家赵孟身为宋朝宗室，却受到元代统治者的招安，入朝为官，在政治和品格上就是有争议的，所以就有人认为赵氏的书法如同其人品一样“媚涩软俗”；再如明代大家董其昌，无论绘画、书法还是画论都有很高的造诣，但却是有名的土豪劣绅，所以也有后人对董氏的书画成就颇多异议。近代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创作资费是由日伪政府提供的，刘海粟结婚时有重要的日伪官员前来祝贺，等等。那么如何评价这样的绘画大家及其艺术成就？如果把他们的艺术成就与其品德完全画上等号，那么艺术史就将出现空洞和缺环。因而，在艺术史的写作中，还应注意艺术史的独特品格及独有的标准。事实上，翻阅古今艺术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无论一幅作品缘于何种政治或道德动机，它最终载入历史，还是因为其本身艺术的优秀。

宏君是一位年轻的画家，在绘画创作上已有相当的实绩；同时，宏君于美术史研究、文物、书画鉴定亦有自己的心得。在创作和研究之余，又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投入到此书的写作中，旰衣宵食，呕心沥血，终成正果。

作为荣宏君的导师，平日和他交流最多的是书画收藏、鉴定和美术史研究，对此书的写作，并未发表意见，及至宏君将一部厚厚的书稿放在我面前，我才感受到了一种意外之喜。祝贺之余，借此序谈谈自己的看法，算是和宏君交流吧。

谨为序。

缘起

我在绘画之余，尤喜书札的收藏，特别是师从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后，逐步了解到古代书法佳构大多以书札的形式流传下来。史先生时时告诫，书札不单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往往还记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而且通过对书札的收藏和研习，可以提高一个艺术家的全面修为。先生的叮嘱使我将读书绘画之余的时间都用在研藏名家信札上，就这样日积月累，积腋成裘，我手中著名艺术家的书札手迹渐成规模。记得2003年，经画家任继民先生推介，中央电视台的《艺术品投资》栏目以《荣宏君的信札情》为题，对我的绘画和收藏做了专题报道，节目播出后，陆续有收藏爱好者来电来访，或是要求鉴定书画，或是转让手中的藏品。

就是这样的机缘下，我购藏了一些近现代艺术家致文化部前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先生的信函，其中艺术大师徐悲鸿的两封信札尤其引人注目。

现将两封信内容抄录如下：

（其一）

周扬先生：

白石翁为答谢做寿，特赠先生画一幅，嘱为转致，兹遣人送上，请查收。

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并至长函备忘（又附览刘国画两册）。今觉意犹有未尽，再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