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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人，随时都可能犯病的人，谁还敢让他单独出门？不敢的，出了门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什么事都可能闹出来！所以，后来父亲出门时我们总是跟着他，跟着他出门，跟着他回家，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会儿不跟，我们就可能要到处去找才能把他找回来。当然，阿兵在家的时候，这似乎还不成问题，可到下半年，阿兵去省城上学了，读研究生了。我说过的，本来我们想借此把家搬去省城，为的是让父亲有下棋的对手，现在看一来不必要了，二来也不可能了。父亲这样子还能去哪里？只能呆在这个院子里！这里的人大家都熟悉，父亲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人们能够谅解，也安全，去了省城，人生地不熟，不出事才怪呢。可是阿兵走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顾了工作就顾不了父亲，顾了父亲又顾不了工作，怎么办？我只好又去找王局长。王局长也没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把父亲送到医院。

我知道，父亲是不愿去医院的，可王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愿意也只有愿意了。对组织上的决定，父亲一向是不讲条件的。通过王局长的努力，父亲没有被可怕地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进了灵山疗养院。这个结果我是满意的，把父亲送到疗养院，我看那里的环境、条件、气氛，包括离家的路程，都比我想的要好，心头就更满意了。没想到，我满意还不到三天就又后悔了。深深地后悔了……

这一天，疗养院打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我和王局长赶去“解决事情”，一到疗养院，站在父亲住的楼下，我就听到父亲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冲上楼，看父亲的房间的门被一条临时找来的铁链锁着，父亲像个被冤枉的囚犯一样乱叫乱喊着。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他也不知道，已经关了他几个小时，快4点钟了，连中午饭都还没给他吃。王局长带我去找院领导，本来还想控诉他们的，可听疗养院领导一说起事情原委，我们就无话可说了。原来院里有个护士姓施，很年轻，大家都喊她小施小施的，你知道家里人都喊我小思，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引发了父亲的糊涂病，把小施当作了我，上午她来收拾房间，父亲突然对她有些过分的亲切，小施生了气就拂袖走了，结果父亲又追出来，又喊又追的，把小施吓得惊惊乍乍的。就这样，这里的人把父亲当作“流氓”关了起来。我们解释说这是怎么回事，这里的人照样振振有词地指责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父亲送到他们这来，他们这是疗养院，不是精神病院。这话说得并不算错，因为确实是我们不对，让我气的是，当时有人居然提出要我们给那个小施道歉，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那么我想，我父亲的精神都已经“损失”成这样了，我们又去找谁赔偿呢？

疗养院的事就这么结束了，满打满算父亲只呆了三天，然后想呆也呆不成了，于是又回到了家里。人是回来了，但我心里还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平平安安地把余生度过去，说幸福已经是想也不敢想了，只要平安，平平安安，我们就满足了。有人建议我把父亲送去精神病院，这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这不等于是把父亲丢了？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把父亲送去那里。这不是个道理问题，而是感情问题。我的感情不允许我做出这种选择。

然后是有一天，是父亲从疗养院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见父亲笑嘻嘻的，不等我开口问什么，就兴奋难抑地告诉我，说组织上又给他分配任务了，他又要工作了！

那一整天，父亲都处在这样的兴奋不已中。说真的，我们以前盼啊望的，就希望父亲早一日走出红墙，想不到现在又要回去，我心里真觉得难过。真是不愿意啊。王局长征求我意见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不行，我不忍心。我说我情愿把工作辞掉，呆在家里侍候父亲，结果父亲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事后我想，这件事首先我是没有权力反对的，反对也是白反对，其次我就是辞了职，分分秒秒都守着父亲，那又能怎么的？父亲的病照样还是病，难受照样还是难受，我不可能给他带来快乐。父亲的快乐我们是给不了的，谁能给？事实就写在父亲那天的脸上。你无法想像，那天父亲是在怎样的一种兴奋中度过的，他跟阿兵打了两个小时长途电话，绕来绕去说的就是一句话：爸爸又有任务了，又要去工作了。

第二天，父亲就真的“又去工作了”——跟在阿兵的电话里说的一样。我清楚记得，那是1996年冬天的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外面冷飕飕的，路上淌着夜里的雪水，我陪父亲走到院门口，把他送上去红墙那边的班车。班车开走了，望着它远去的背影，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父亲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