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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2003年,柏杨再次拿起“手术刀”推出最新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的姊妹篇———《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剔除国人的丑陋,惟有寄希望于尊严地生活!
他用白话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风行世界华人圈,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都在读这本书。柏杨自称为“老庄稼汉”,称对书桌和纸墨就像一个无限忠实于土地的老汉,只要活着,就要到他的土地上去转转。他共出版过100多部作品。
柏杨的婚姻经历坎坷丰富,有过5个妻子,绿岛出狱后,结识小他20多岁的台湾当代著名诗人张香华,以一封“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你”的古老情书开始,最终与张香华结婚至今。柏杨子女分散在台湾、陕西、河南、澳大利亚各地,柏杨1998年之前去过三次大陆,目前夫妇二人独居台北,日常生活由一菲律宾籍保姆打理。
你的心酸,我的心碎——白岩松
柏杨老了,这从外表就看得出来。七年前我在北京采访过他。当时的柏杨,虽已年近80,但黑发依旧,行动敏捷,看不出太多的老态。当时的他回河南老家,如孤雁归巢,满怀兴奋与好奇,仿如一个少年。
而这一次不同,当我走进柏杨的家,第一眼就看到他,方发现他头发已经全白,站立起来显得困难,对一些事也时常健忘。毕竟岁月不饶人,柏杨老了,已是85岁的老人。这个时候,我坐在他的对面,突然慢慢地心酸,看着一个你熟悉的人正在老去,诗人也许会生出诗意,而对于我,却只有无可奈何地心酸。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
当柏杨开始畅所欲言时,我的心酸消失了,替代的是心碎,一种更大的伤感与绝望搅拌在柏杨的言谈话语之中,让你无处躲藏。
一个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说杂文无用,因为其中有太多偏激的语言,说这样话的柏杨是希望真正的建设与改变;而当说到故乡,柏杨的一句话决不亚于余光中的乡愁: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衣锦还乡,但能平安返乡吗?还有他的不快乐,甚至一生都没有快乐……突然就会让你感到,这过去的一个时代,实在赋予几代人以悲剧的命运,即使时常微笑,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悲剧之中短暂的转折。
只有在谈到夫人与爱情时,柏杨才回到了轻松与幽默之中———有的时候,老天爷是公平的,拿走你一些东西,就会补偿你一些。爱情于柏杨,就是老天爷给他的补偿。
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1)
有许多故事片断都是“最好的时光”,在整个台湾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片段会有许多,我现在想用这种片断去把整个台湾历史重新记录下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候孝贤
白岩松:《最好的时光》这个片子出来了,虽然还没有公映,但是很多大陆的影迷已经比较熟了,因为大家会关注整个嘎纳电影节的情况,都知道侯导带着这样一个片子去参加这样一个电影节,觉得侯导应该会获奖,但是最后没有获奖,你有没有去想为什么?
侯孝贤:其实我参加影展许多次,非常多。从20年前,每次去你都会感觉它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找的评审是谁,这个人会决定什么样的片子会得奖。像嘎纳电影节的结构是这样,基本上每年要找一个评审团主席,这个主席可以决定4到5位的评审,其他(评委)是大会提供的,当然(评委)一定是基数,比如说11位。电影节每年找评审团主席的时候都会调整它的方向。嘎纳电影节本身会有一个标准,或者说(要知道)方向到底是什么。第一就是观众绝对普遍能够接受;第二就是要有它的艺术性。这两者都要兼顾才行。我的片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入选嘎纳)呢?从“戏梦”(指《戏梦人生》———编者注)开始?当然“戏梦”有得嘎纳评审团奖,但是从《戏梦人生》以后,我一直是走的是实验性的道路,所谓实验性,就是一直在跟自己挑战,不想拍同样的风格,所以一直以来就好像永远不太可能得奖,因为我的电影跟观众是有一段距离的。
白岩松:现在到了您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了名声、影响力,您还觉得坚持是最重要的吗?还是您自己脑海中希望有一个更大的变化,不同于过去的侯孝贤?
侯孝贤:对创作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基本上就是挑战自我。到底你的底线在哪儿?你的能力、你对事物的看法、对整个人的世界的这种理解,种种这些都是一点一点累积来的,所以(改变)基本上很难,非常难。所以到这个年龄想回到过去拍年轻,不可能!而且你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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