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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六时，墓园开了，又可以往荷西奔去。

父母亲马上跟进了卧室，母亲总是捧著一碗汤，察言观色，又近乎哀求的轻声

说∶“喝一口也好，也不勉强你不再去坟地，只求你喝一口，这么多天来什么也不

吃怎么撑得住。”

也不是想顶撞母亲，可是我实在吃不下任何东西，摇摇头不肯再看父母一眼，

将自己侧埋在枕头里不动。母亲站了好一会，那碗汤又捧了出去。

客厅里，一片死寂，父亲母亲好似也没有在交谈。

不知是荷西葬下去的第几日了，堆著的大批花环已经枯萎了，我跪在地上，用

力将花环里缠著的铁丝拉开，一趟又一趟的将拆散的残梗抱到远远的垃圾桶里去丢

掉。

花没有了，阳光下露出来的是一片黄黄干干的尘土，在这片刺目的，被我看了

一千遍一万遍的土地下，长眠著我生命中最最心爱的丈夫。

鲜花又被买了来，放在注满了清水的大花瓶里，那片没有名字的黄土，一样固

执的沉默著，微风里，红色的、白色的玫瑰在轻轻的摆动，却总也带不来生命的信

息。

那日的正午，我从墓园里下来，停好了车，望著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发呆。

不时有认识与不认识的路人经过我，停下来，照著岛上古老的习俗，握住我的双手

，亲吻我的额头，喃喃的说几句致哀的语言然后低头走开。我只是麻木的在道谢，

根本没有在听他们，手里捏了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白纸，上面写著一些必须去

面对的事情━━∶要去葬仪社结帐，去找法医看解剖结果，去警察局交回荷西的身

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海防司令部填写出事经过，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去市政府请

求墓地式样许可，去社会福利局申报死亡，去打长途电话给马德里总公司要荷西工

作合同证明，去打听寄车回大加纳利岛的船期和费用，去做一件又一件刺心而又无

奈的琐事。

我默默的盘算著要先开始去做哪一件事，又想起来一些要影印的文件被忘在家

里了。

天好似非常的闷热，黑色的丧服更使人汗出如雨，从得知荷西出事时那一刻便

升上来的狂渴又一次一次的袭了上来。

这时候，在邮局的门口，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那是在荷西葬下去之后第一次

在镇上看见他们，好似从来没有将他们带出来一起办过事情。他们就该当是成天在

家苦盼我回去的人。

我还是靠在车门边，也没有招呼他们，父亲却很快的指著我，拉著母亲过街了

。

那天，母亲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材衫，一条白色的裙子，父亲穿著他在仓促中赶

回这个离岛时唯一带来的一套灰色的西装，居然还打了领带。

母亲的手里握著一把黄色的康乃馨。

他们是从镇的那头走路来的，父亲那么不怕热的人都在揩汗。

“你们去哪里？”我淡然的说。

“看荷西。”

“不用了。”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要去看荷西。”母亲又说。

“找了好久好久，才在一条小巷子里买到了花，店里的人也不肯收钱，话又讲

不通，争了半天，就是不肯收，我们丢下几百块跑出店，也不知够不够。”父亲急

急的告诉我这件事，我仍是漠漠然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只是从家里走了长长的路出来，在买花的时候又不知

道绕了多少冤枉路，而他们那几日其实也是不眠不食的在受著苦难，那样的年纪，

怎么吃得消在烈日下走那么长的路。

“开车一起去墓地好了，你们累了。”我说。

“不用了，我们还可以走，你去办事。”母亲马上拒绝了。

“路远，又是上坡，还是坐车去的好，再说，还有回程。”

“不要，不要，你去忙，我们认得路。”父亲也说了。

“不行，天太热了。”我也坚持著。

“我们要走走，我们想慢慢的走走。”

母亲重复著这一句话，好似我再逼她上车便要哭了出来，这几日的苦，在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