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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挖野菜，像当年我们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那样。我不信会绝命我千军万马于这荒原之上！不是听说有单位的同志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吗？这就能吃几天，我看这就是出路！”

康世恩说得更具体：“眼下最现实的度荒办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３斤野菜，当命令执行。同时，到外地去捕鱼，采松子。每天实行‘两稀一干’：早、晚吃稀饭、野菜汤，中午吃一顿野菜加粮食做的菜团子。”这话从一个石油专家和会战总指挥嘴里说出来的，让人感到心酸和严峻。

捕鱼的人后来最远的到过最北端的黑龙江，采松子的到过大兴安岭。至于挖野菜的嘛，那么大的松辽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它地方肯定也不会有了。

张文彬布置得更细致：“各个施工单位，要包片包地出去挖野菜，尽量多挖。如果本单位吃不完，必须把数量汇报上来，我们再进行统一调配。每个机关干部除工作外，必须每天挖三斤以上野菜。野菜主要挖车前子、野韭菜、黄花菜等。各食堂在进行野菜和食品制作上，应采取将野菜掺入小米和其他杂粮里，做成糊糊或菜饼子，平均每人一天吃１�１斤。这样每天每人可以节省２两粮食……”

《部长与国家》第六章（13）

余秋里后来回忆说：“当时听了他们说这些话时，我心里沉甸甸的，可除了这，我还能说什么呢？”

正如康世恩所言，无论吃野菜怎么样，而当时大挖野菜是惟一能帮助几万会战将士们度过困难的最佳出路。有趣的是，在“大挖野菜”的群众性抗饥饿斗争中，还出了不少现在的人觉得很可笑的事，其中之一有则“野菜司令”的任命。

当时在会战前线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都担起了抓生活的重任，什么“打猎队队长”、“打鱼队队长”，有名份有任免，正规得很。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光明因为有一天从泰康镇返回萨尔图的路上，经银浪以西的草原时突然发现了一片黄花地，其面积之大，简直能用“一望无边”来形容。“好消息嘛！老李，我跟余、康部长招呼了，就任命你为‘野菜司令’

，你带上三百个人，好好干它一仗！”正在为上哪儿“大挖野菜”发愁的张文彬拍拍李光明的肩膀，一个口头任命就落到了这位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身上。李光明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建“野菜部队”，并且按每二三十个人为一个中队及一人一天一百斤的任务，自带粮食和行李，雄纠纠气昂昂地整队出发。驻扎在大草原上的“野菜部队”完全是军事化的正规行动，他们采取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阵地战”法则……几百人排成一线，目标是生长茂盛的野菜腹地。只是武器显得低劣和简单，或麻袋，或干脆是身上脱下的衣服，不过这对收拾野菜之类这样的敌人，此类武器足矣。“战况”煞是好看：长长的队伍，在辽宽而平展的草滩上不停地向前蠕动，如蚕食桑，所经之处，原为一片金黄色花地，转眼变青变绿……五月里来好风光，遍地黄花分外香；摘来黄花保会战，吃饱肚子打井忙……歌声、笑声荡漾在大草原上，这是那个困难岁月少有的一景。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虽然仅当了一个星期，他的“野菜部队”也在完成那片十万斤的黄花采摘任务后解散了，但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被人叫了一辈子……这也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唯一一次有过“司令”头衔的正式称谓。

野菜……特别是用黄花菜充饥，天天吃令人呕吐难咽。尤其是这些饿急了的人一到黄花菜地后，就拔得鲜菜，往水泡子里洗洗，便架起铁锅点起火，狼吞虎咽吃一餐煮鲜黄花。那黄花是不宜鲜吃的，结果吃得许多同志又拉又吐，几日不得舒服。虽然指挥部颁了有言在先的“吃野菜注意事项”，但无法制止饿极了的会战职工擅自行为。

黄花菜现今是一样稀贵的菜肴。可是我在大庆采访时上一些年龄的人都一听“黄花菜”三个字，便会食欲锐减。“当年我们吃怕了。”他们如此说。

“大挖野菜”渡困难只是余秋里和他同事们的一招。

第二招是食堂伙食上搞名堂。

这是余秋里的拿手好戏。有一天他上一个职工食堂细察伙食情况，见有位师傅烙的玉米饼又脆又香，而且同样的份量饼比别人烙的大。

“好嘛，我要让全会战食堂推广你的手艺。”余秋里高兴地挽起右胳膊，跟着那“大厨”在炉前忙碌了半天。当他认为这种野菜玉米饼确实具有“增量增效增耐饥”的“三增”后，立即找来张文彬，让他推广到各个单位。

一时间，会战各单位掀起了一场“粮食增量大比赛”的活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