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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中去，那么“灾难马上就会降临。我简直无法想象，世界将会崩溃”。

几年后，她的女儿说，如果丈夫、孩子们面临的危险没有改善，原来的价值观仍然被“社会自由主义”政策破坏，如果这一切再继续下去，那么她的母亲当时宁愿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基于以上的原因，玛丽安娜·施特劳斯总是把很多钱存到瑞士，而且每次都是把现金装在手袋里带过去。那里是完全安全的，没有恐怖分子，当然也不会有德国的税务机关。她已经积累了许多关于怎样在税务机关面前藏钱的经验。她死后很多年，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事件才使真相大白。1996年的一个春日，西格伯格的家庭主妇玛丽达·哈尔夫特去当地教会经营的二手货商店。玛丽达·哈尔夫特经常在这儿淘到一些价廉物美的东西，并且也注意给她收集旧手稿的丈夫找些东西。这次，这个家庭主妇在角落里许多书的下面发现了一堆文件夹，上面“基社盟”、“财务主管”、“FJS”（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姓名开头字母的缩写）的字样引起了她的兴趣。这11个文件夹被她作为废纸买回，并转卖给了《明镜》周刊，它包括了沃尔夫冈·博洛尔当时对基社盟财务状况记载的原始档案。作为基社盟的财务主管，博洛尔从1967年到1971年管理着基社盟的财政。正如一份报纸所写，这份来自“西格伯格法老墓”的档案，泄露了很多人一直在猜想但从未能证明的有关基社盟的捐款丑闻。《明镜》周刊——当时“民主的突击炮”，用这发犀利的炮弹又一次向８年前已经去世的宿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发出了一排齐射。据他们的报道，党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有着一张特别账户的网。他把高达百万的巨款转移到这些户头上并像他的私人财产那样使用，没有税务官员的干扰，也没有党内人士的监督。这些钱被指定用于基社盟主席的“个人政治用途”，它意味着施特劳斯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使用这些钱。当然，现在没有人能够证明，施特劳斯是否确实拿着这些钱作为私用了，因为早就没法追查。况且即使涉及到税务问题，主席收下这些“捐款”也是为了党的工作。这些账户的一大部分钱都由玛丽安娜为她的丈夫和党进行管理。

沃尔夫冈·博洛尔在施特劳斯周围的各色人等中是最理想的人选，作为资深的律师，他曾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时为工业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辩护。几年后，弗里克让他做了弗里克集团独立负责的企业主管。博洛尔是个强有力的企业家，但他又想成为议员。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满足了他的愿望，把基社盟在阿尔高的一块选区划给了这个杜塞尔多夫人。没有哪个政党会有这样的财务主管，博洛尔一人身兼多职，既是捐款者又是收款人，作为弗里克集团的老板捐款，再作为基社盟的财务主管收款，而且通常经手的都是上百万的金额。只要基社盟的财务主管博洛尔需要钱，企业家博洛尔就转一些过来。其他很多大工业家也认为给施特劳斯捐钱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以此为荣。马克斯·格隆迪西曾捐过80万马克，弗里克曾捐过95万马克。人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各自的目的，或者表明他们支持这个反对社民党的特定的政治阵营，或者要求共同的决定权，或者还有其他危险的图谋。账户的故事实际上从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施特劳斯还在舍恩地区当州议员，只不过数额还很小，这边每个月从埃德卡公司得到600马克，那边从巴伐利亚光学工业公司得到800马克。此外，每个月还有来自“国民经济协会”的5000马克流进“特别账户”。到1961年施特劳斯当选基社盟主席时，账户里大约有65万马克。玛丽安娜，这位专业的国民经济学家、财政金融主管尝试利用这些钱，通过在巴伐利亚乡村银行或是杜塞尔多夫的波士根／马克斯银行等无数次的转账来为基社盟赚取资本收益。从博洛尔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玛丽安娜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位基社盟的财政部长想对玛丽安娜的决定施加影响，但都以失败告终。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8）

对施特劳斯来说，已经持续了九年的反对党生活一无所获。而此时，在63岁的时候，他终于想要“隐退”，为家庭和朋友们做些奉献——不如回去不受干扰地当个官，和玛利安娜一起应酬，同时享受生活。1978年，他决定回到慕尼黑担任州长的职位，他自认为那是“全世界最美的差事”。难道他真的想“做不成‘罗马的老大’，就去做地方的诸侯”？但“罗马”却又一次召唤了他。那是1979年５月23日，举行联邦大会的日子。卡尔·卡尔斯滕斯当选联邦总统，同时还讨论了联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