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2/4 页)

的社会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姻制度的建立正是人类两性关系的历史性进步。但这种进步还是有限的。由于男主女从的观念在人们思想里根深蒂固，而女子从夫之前总是隐于深闺，以至民间婚姻缔结的主要途径便镶上了“媒”字的色彩。即不论是掠夺婚、买卖婚还是媒约婚，都要有媒婆从中“牵线搭桥”。据敦煌记载，在隆重的结婚仪式上新娘要根据媒人的布置询问新郎一些问题，直到获得满意的回答后，才可以嫁给他。离异并不是现在人发明的产物。在中国古代也就有过离婚的事，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古代人称离婚为“出妻”、“绝婚”、“来归”、“休妻”等。封建礼教规定男性可以根据“七出”提出离婚，但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又有“三不去”之说。对于女性，早期封建礼教的束缚不严，以及性风俗的开放，直到唐代，离婚与再嫁尚不被认为很不光彩。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对女性贞节要求的加强，由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和再嫁就越来越不为社会所容。晚婚早在古代也就有人主张过。《黄帝内经》提出，女性14岁、男性16岁即可交合可能受孕而有子，但身体发育成熟的年龄为女性21岁、男性24岁。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生产力对人口的需求、封建宗法制度对子嗣的重视。早婚的现象很普遍。文献记载的一般女性婚龄始于13岁，男性始于15岁，并以男性稍长于女性的婚姻为常见。一夫一妻制是各朝各代的一国之君所钦定的“法律”，但由于封建体制本身就是男人的等级专制体制，而许多男人对女人又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因此当时的一夫一妻制只是一种有名无实的婚姻形态。18世纪西方有一位叫路德的人曾从各方面论证了一夫多妻并不为上帝所禁止，即使像被认为是十分纯正的基督教徒的亚伯拉罕也有两个妻子。古代中国的帝王除“三宫六院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外，还有众多后宫佳丽，更为欧洲一些君主望尘莫及。至于民间，中国古人在一妻之余的纳妾现象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以敦煌为例，《敦煌零拾？十二时》有云：“纵然妻子三五房，无常到来不免死……广置妻房多系绊”。一夫多妻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统治、压迫、玩弄女性的社会现象，男性可以更多地满足自身的性欲需求和多生育子女的需要。在古代社会中，有些人即使只有一个妻子，这种一夫一妻制也并不一定完善，因为这种一夫一妻制往往是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可笑的是，中国古代的这种陋习居然还曾被日本所沿用，并被视为一种法定制度。在《塔尔玛德法典》中就有过“贤者曾予以忠告，男子的妻不应超过四人”的规定。在据说是德漠斯泰尼的辩护词《驳斥尼埃拉》的结尾中，作者陈述了一段所谓的格言：“我们拥有情妇，是为了享受快感；我们纳妾，是为了让她们每天来照料我们；我们娶妻，是为了有一个合法的后代和一个忠诚的家庭女卫士。”①据考证，在国外其他国家中当时也有许多男子的妻子还不止四人。＇上一篇＇＇下一篇＇古代妓女的身份和地位

追溯远古的奴隶制社会、母系社会的母性崇拜解体后，由父系主导的各部落首领通过战争、掠夺、弱肉强食来扩张自己的势力。战争的受益者除了扩张地盘外，还有数不尽的战利品——人。一般而言，战胜方把战争中所捕获的俘虏均沦为奴隶，部落首领（奴隶主）可以任意地霸占自己想要的女奴或支配女奴的性给予，而女奴对自己的性却没有支配权。因此形成的局面是：奴隶主享有“用”不完的女奴，而无权无势的男奴却只能干巴巴地守着单身老去、死去。

奴隶社会后期，尽管还残留着原始奴隶制的遗痕，但女人的命运似乎已经不像奴隶制那样悲苦。在这种社会里，大多数的女性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和生存条件来选择自己的性给予。所谓良家妇女，是指把性看得与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一生只与一个男人相濡以沫的女性。后奴隶社会带来了商业的兴旺，人们把“没有什么不能卖”的意识瞄向了性的商品化。大约在公元前685年，齐国相管仲在桓公支持下，在王宫开设女市和女闾，于是性产业就这样形成了。性产业的主体是妓女，妓女是男人们在妻、妾之外另一种性选择的对象，是男人性消费的一种工具。

覆国兴邦的性武器

中国古代兵家大计中有一计曰“美女计”，其计策在《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都可详见。古代有过不少成功的战例与女人有关。这并不是说女人参与了战地的指挥或拼死战场，而是被男人用作以弱胜强的一种“绝杀”工具。

美女计不愧为一种绝妙的兵计。汉代时期，边境屡受匈奴侵扰，军事实力渐渐向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