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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祸媒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性学是“邪淫”之说，故古代性学发展至此顿遭压抑和排斥，统统被打入冷宫因而跌宕回落。从此，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社会世俗的偏见，人类的性问题长期得不到正确对待和发展，陷入深深的低谷之中。更令人愤慨的是封建王公贵族们在禁老百姓之欲时自己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极其腐朽荒淫的生活，就连道貌岸然的程朱之辈也毫不例外。可见禁欲只是统治阶级及其附庸统治和束缚民众的工具，而并非真正想奉行的道德准则。宋儒理学其实也大大违背了孔孟当初的本意，对其的彻底批判并非与孔孟儒学相冲突。

自《五代史》、《宋史》以后，史志中几乎很难看到宋代有关性学领域相关的著述。据说这和当年宋理学的兴起有关。一些修史学者和藏书家因理学思想束缚而不敢辑录收列或珍藏房中著作，有的或转向于内科、男科、妇产科病的诊治。惟有宋时期日人留学者丹波康赖于《医心方》中辑录宋前有关房中术内容，并导为30个专题加以论述，实为我国古代，尤其是宋前性学各方面学术思想的集成，为不可多得的中国古代性学经典蓝本。

继宋朝之后，性学在金、元仍受理学思想束缚。此流派与我国正统房中术以保健养生、防病优生为主旨者背道而驰，从而促使人们对传统房中术的误解和歧视，因之极大地阻滞了正统房中术的健康发展，其余毒迄今未绝。

尽管宋元时期的性学学术受到了一定的压抑或误导，但有识之士在探索养生原则和某些病证诊治方药的同时，也多少给性养生和性医学带来一定的影响。在临床性医学方面，名医朱丹溪倡导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对男女性疾病的诊治具有参考价值。在性养生方面，可能针对当时上层贵族的淫欲无度，强调色欲清静，并在“房中补益”篇中对单纯房事的补益作用持明显的猜疑论点。《三元延寿参赞》中明朗地提出房事养生的主张，并醒目地作出了“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欲不可避”等告诫；还对“嗣育有方”和“妊娠禁忌”进行了总结和充实。这些都抵制了元代男女纵欲的所谓时尚，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中华性学的研究方向。

徘徊于明清近代

从明代直到清亡的五百多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端。由于社会上广受宋代程朱理学和此时王阳明倡心学“破心中之贼”禁锢性欲思想的影响，加之帝王的所谓“仁义道德”，使得民间男盗女娼、纵欲无度者不计其数。此间西学东渐，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因素，现象光怪陆离。小说、野史、笔记等使人们得以窥探历史的某一方面，因而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但明清时，由于学术思想活跃，祖国医学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这对性学也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在一定程度上的推动和发展。

1。明代性学代表作明代的代表作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景岳全书》，该书收入在张景岳所著《妇人规》中。该书指出，夫妇合机的迟速、畏机的强弱、会机的远近、生机的盈虚、气机的劳逸、情机的怀抱、病机的二火、阁辟动机的成败、时机的童稚、失机的暗产等因素常影响房事的和谐、孕育的成败；此外，《基祉》篇还重点论述了择偶与优生学的关系，但其标准只限于女方。其二是万全著述的《养生四要》。该书从优生学和养生防病学方面论证了早婚之害，未成年男女婚配过早不仅影响发育成长，且易早衰夭折；痛陈纵欲之害。其三是由陈思成为梅毒专门撰写的《梅疮秘录》。该书明确指出，梅毒系通过两性不洁性交为主要传染途径，认为梅毒不仅有传染性，且能隔代相传，在治疗上，首先运用了汞、砷制剂，如生砒、轻粉、朱砂、水银、生乳等，开创了对梅毒治疗史的先河。袁黄在《摄生三要》中把聚精列为摄生三要之首，主张“养生者务实其精”，并提出“实精之要，莫如经年独宿”，“聚精之道，一曰寡欲，二曰节劳”，较具体而全面地论述了固精的方法和措施。还有一些性与养生、性与优生和性治疗经验反映在综合医著，如《医方类聚》、《广嗣经要》、《古今医统大全》、《遵生八笺》、《勿药元诠》和《养病庸言》等。

2。清代性学代表作 清代性学著作主要以《青囊秘诀》和《双梅景暗丛书》为代表。其中，《青囊秘诀》系清初名医傅青主著，该书对梅毒的有关诊治更为详尽，录有他自拟的方药不少于12种。他所撰的《傅青主男科》计25门226篇，论述男科杂病，颇具一家之言。《双梅景暗丛书》属清末进士长沙叶德辉辑录，书中刊有《医心方》所出的《玉房秘诀》、《玉房指要》、《素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