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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许之”，巫臣总算正式将夏姬娶到手。不久楚共王即位，巫臣乘为楚执行外交使命之机，带上夏姬和全部家财逃到晋国去了。晋国封巫臣做了邢地的大夫。

又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声子向令尹子木追述，巫臣娶夏姬之事还有别情。声子举了许多“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的事例（成语“楚材晋用”即出于此），其一就是“子反与子灵（即巫臣）争夏姬，而雍害其事。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楚疲于奔命，至今为患”。巫臣为了得到夏姬，不惜叛国，且积极为敌国谋楚，观此则后世吴伟业咏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之说，有由来矣。

从南子、文姜、夏姬以及当时许多其他私通事件来看，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婚外性关系显然是非常公开而且浪漫的。那么多贵族为夏姬而神魂颠倒，可以推想前述鲁伯克之说或许确实有些道理。而且，夏姬无疑是一个极其迷人的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她的上述浪漫事件都发生在她的中年时期：宣公九年（公元前600年）陈灵公及孔宁、仪行父与她通奸，那时她已死了两个丈夫，而她与第二个丈夫夏御叔所生之子夏征舒已在陈国为卿，设夏征舒此时二十岁，则夏姬至少已四十岁左右；至楚共王即位，巫臣带她逃往晋国，已是十年之后，她已五十岁左右；正是在此十年间，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楚庄王、子反、连尹襄老、黑要、巫臣等人为她闹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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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社会中的性自由（3）

进入战国时代，贵族社会在婚外性关系的严谨方面似乎仍无多大改进。举《战国策》中的例子就可见一斑，如齐策三记孟尝君事云：

孟尝君舍人有与君夫人相爱者。或以问孟尝君曰：为君舍人而内与夫人相爱，亦甚不义矣，君其杀之。君曰：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其措之勿言也。

所谓“相爱”，姚宏注：“爱，犹通也。”虽有人建议杀死这位与孟尝君夫人搞婚外恋的风流门客，孟尝君却持极为开明的态度，认为睹貌相悦是人情之常。由此也可证卫灵公对夫人南子与人私通所持的宽容态度并不孤立。这种态度从宋代以后就渐渐成为完全不可想象的了。孟尝君后来竟还能设法使这一事件转化为对他政治活动的助力。又秦策二中的例子，更为精彩，充满机智幽默：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太后与魏丑夫的私情显然是朝臣们都知道的，太后也不怕别人议论此事，故遗命令魏丑夫殉葬。庸芮的说辞，雄辩而带调侃，要是放在后世，就是“无人臣礼”，说不定会有性命之虞，但秦宣太后竟能称善从之。

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在婚外性关系方面的浪漫之风，说明那时性规范仍相当松弛。而这许多“光辉榜样”，又不可能不对后世贵族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即使当性规范日趋严谨，乃至礼教大行之后，贵族们仍始终无法忘情于淫乱和风流韵事。

（二）持久的观念与实践

从语义的角度去考察古时对“淫”的理解，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下面是早期典籍中的一些用法：

《尚书·大禹谟》：罔淫于乐。传：淫，过也。

《诗大序》：不淫其色。疏：淫者，过也，过其度量谓之为淫。

《诗小序·雄雉》疏：淫，谓色欲过度。

《礼记·王制》：齐八政以防淫。疏：淫，谓过奢侈（与今“奢侈”义稍异）。

从这些用法看，“淫”只是“过度”之意（今“淫雨绵绵”、“滥施淫威”等语仍保存此意），即以男女之事言之，也只是指“色欲过度”，并不包含对色欲本身的指斥。这与今人用“淫乱”等词表示的明显贬义大不相同。即使对像夏姬这样后世看来极为“淫荡”的女子，当时巫臣之劝子反勿纳，叔向之母劝叔向勿娶夏姬之女（《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都只说她“不祥”，而无一语抨击其淫荡；巫臣对楚庄王虽说过“淫为大罚”，却并未说淫为大恶——况且巫臣自己后来为了得到夏姬，不惜冒“大罚”之险，而最终“大罚”竟也未曾降于其身。这些都说明那时人们对婚外性关系的态度与现代人迥异。

至少到春秋战国时代，在舆论上还未形成对淫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