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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标志。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就是在这种国际化、平等竞争的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在企业家与决策者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治理结构与市场竞争、调控结构；在企业家与律师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将建立起法治化的市场。

相反，“舶来”与“引进”永远不是进步的源动力。

例如，宗庆后与达能合资，希望引进新技术。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自己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又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部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

又以法治实践为例：宗庆后特别头痛于一个问题：宗庆后有“竞业禁止”义务，而合资合同中却没有规定达能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这个问题困扰了宗庆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个问题上我国很早就开始了司法实践。早在1999年，江苏高院、北京高院，广东高院等都先后出台了对旧《公司法》明确的指导意见，解决公司董事竞业禁止的问题；在新《公司法》出台后，“宗庆后”困局已经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义务，并就其职业操守及法律责任、救济程序做出了规定。宗庆后却不知道，只能干着急；他们咨询的律师也没有给到他们有效的帮助。

法学界的专家们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舶来大量的、成体系的法律、法规。2005年以后，立法突飞猛进，每天都有新法规，但是这样快速的立法行为却似乎仍旧不够用。与此同时呢，这些舶来的法律在全国几千个法院、十万名律师中的运用情况，也差强人意——法规太多了，大家都来不及学习。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缺少法律行业内的八级工。

各行各业都是如此：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时时留意经济与社会活动中的每一个标志性的、拐点性的事件，深入研究，获得教益。

《生死之战》之后记（1）

2007年到2008年，达能在中国遭遇了“娃哈哈滑铁卢”，这场纷争震惊了全世界：各种商场内幕、行业潜规则、经营陷阱甚至家族隐私被揭露出来，在企业间“口水战”中被争相曝光。

“达娃之争”是跨国公司倾尽全力打倒本土企业家的一场战争：跨国公司抱着必胜的信心。争端之初，娃哈哈老总宗庆后以个人治理公司的风格（熟人社会的管理风格）去处理公众舆论（生人社会的价值判断），试图用情绪感染全国人民，但是事与愿违，孤军奋战的宗庆后心力交瘁，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在战争中也陷入被动。达能占尽先机后，并没有给宗庆后台阶下的意思，而是逼迫宗庆后在公众面前举旗投降：这使宗庆后陷入了两难境地。达能胜券在握，说动了法国总统给娃哈哈最后一击：这几乎是致命的。

我们介入达娃之争，带来了一个理念：在国际竞争中，法律是唯一可以摆在桌面上的武器和筹码。面对强大的对手，如果娃哈哈有法律风险，就要正视这个风险，通过谈判和解解决问题；反之，就强硬到底，让达能屈服。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达能有巨大的法律风险；同时，从各个部门反馈回来的信息让我们发现，总统牌也不是那么可怕。

我们用心做事、谨慎发言，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动用所有的资源，逐渐操控了整个战局，扭转了战争形势。

转眼间，达娃之争业已一年有余，大局初定，我也能够腾出手来作一番总结了。在此之前，我在清华、北大的总裁班讲课时，企业家学员对达娃之争也是兴味盎然。于是，我着手写作这本《娃哈哈战争》，揭密交战双方的战略、战术体系。

由于出版物容量有限，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不能囊括进来；而包括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财经记者、咨询专家、律师等在内的专业人士可能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因此在出版社和我的企业培训课程经纪公司的帮助下，我们建立了网站“中国商事参考”（），设达娃之争的专题栏目。我的助手整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包括图片、视频等，供读者参考；我本人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中心跨国商事法律研究所的所长，研究所主页（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Institute；　）也收录了关于跨国经营、合作与跨国争议的许多资讯性内容，希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