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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等着挨批吧，如果在电视广播网上出现，不必惊慌。”

迈克只回答：“行，是，我做好准备。”

不出所料，斯考克罗夫特坚决驳斥了杜根的言论。

在接着到来的星期一早晨7时45分，我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仔细阅读夜间的情况报告，并透过我的单向透明的聚酯薄膜窗户看到乘班车的人纷纷来到，这时候切尼打来电话。他要我马上去见他和副部长唐·阿特伍德。我刚关上门，切尼就说：“我要撤迈克·杜根的职。”

“迪克，”我说，“我们能不能谈谈这件事。”

“我要撤杜根的职。我对他已失去信心。”

“我们要确保罪有应得。”我说。我注意到切尼的表情阴沉得像是硬化了的水泥板。

“你一离开这房间，”他说，“我就打电话给杜根，我要撤他的职。”我设想——后来证明正是这样——切尼已经获得总统的批准。

在切尼手下，如果你犯了严重错误，他总是要做明确处理的。我当时的工作是开始物色一个接替人，因为在五角大楼日落以前杜根就将离职。早些时候，在一次太平洋之行中，我会见过梅里尔·“托尼”·麦克皮克上将，一个精悍的战斗机飞行员，54岁，精力充沛，富于想象力。有人曾提醒我，麦克皮克是一个机灵鬼，他能一下子想出10个主意，其中只有3个可能是正确的。我想，出主意能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就算不错了。他思路活，不是一个庸才。于是，我向切尼和空军部长唐·赖斯推荐了麦克皮克。恰好正中他们的意，这样托尼就成了新的空军参谋长。杜根即将被另一个空中力量拥护者所接替，我希望后者会更谨慎一些。

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困惑不安。9月24日我到切尼办公室说：“迪克，总统确实越来越急躁不安了。他老问，我们究竟能不能靠空袭把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

切尼说：“是的，他担心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俩都理解总统的焦躁不安。早在8月15日我就对他说过，他不得不等到10月的某个时候才能决定是继续制裁，还是打仗。乔治·布什对“沙漠盾牌”行动已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他的政府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几乎已陷入停滞状态，因为海湾问题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且他不认为他能无限期地拢住国际联盟。

我问切尼：“您知道诺姆、军种参谋长们和我是怎么想的？在没有部署好能确保胜利的兵力以前，我们不应发起攻势。而这需要花时间。”

“那你想怎么干？”切尼问。

我说：“目前我们的政策是希望制裁起作用。”但是到下个月总统就必须决定是继续制裁，还是不断加强兵力以进行战争。“我想我们有必要向他较详尽地阐述长期的制裁和绞杀是怎样起作用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摆明有利和不利之处，这样总统可能会采取除战争以外的办法。我接着说：“与此同时，兵力集结应继续进行。”我已与日克和斯考克罗夫特讨论过这类办法。贝克感兴趣，但斯考克罗夫特与布什有同感，对长期制裁缺乏信心。

切尼说：“今天下午总统有时间，我们去他那儿，你可向他摆明全部情况。”在迪克和我去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我只有匆忙写些发言要点的时间。

那是一个温暖和令人发困的秋天的下午。总统坐在桌旁正与斯考克罗夫特和苏努努谈话。国务卿贝克和国家安全班子的其他成员都没来，因为这是一次临时的碰头，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会议。我发现布什有点心不在焉。我没有把握说总统是否愿意听我们说。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将会见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并就一项预算问题与国会进行谈判，这项预算将使他的“绝不再征新税”的保证付之东流。

“总统先生，”切尼说，“主席有些想法要给您说。”总统向我点头，示意要我讲。

“先生，”我开始说，“您仍有两个基本方案可供选择。第一个方案是军事进攻。”我向他介绍了整个的动员时间表。还说明如果萨达姆企图再次挑衅，需要我们迅速反应的话，我们已制定好一个对付他的空袭方案。接着我说：“我仍建议我们要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空陆海联合作战继续做准备。如果您在10月决定采取军事进攻方案，我们能准备好在1月份的某个时间发起攻击。”

第二个方案是制裁。我说明在继续实施制裁时，我们将怎样维持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防御态势。即使我们的兵力已经增加到可实施进攻的规模，我们也能一步步降低到防御水平。通过我们的防御战略和实施制裁来遏制伊拉克的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