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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我们常常是吵架多于合作。卡卢奇和我希望能有一些由内阁帮助制定、得到总统认可并且得到国会理解的明确的立场。

例如，几个月之后，当美国军舰“斯塔克号”在波斯湾偶然被伊拉克的一枚“飞鱼”式导弹击中的时候，由于我们有了一项既定政策，我们就不必向国会解释为什么那艘军舰会呆在那里了。那次袭击是个不幸事件，有37名美国水兵丧生。但是，这个不幸事件是发生在实现一个前后一致的总目标——使石油运输通道保持畅通——的过程中。当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在波斯湾撞到一枚水雷的时候，我们也把由此引起的危机对付过去了，因为这一事件也是在同样政策背景下——保证石油运输不中断——发生的。以前就没有这种前后一致性，因此才有了伊朗—孔特拉这场灾难。政策研究小组成了我们在政府内部形成一种得到广泛理解和同情的对外政策的手段。

下一个大问题是对仍然在同尼加拉瓜的马克思主义桑地诺政府斗争的孔特拉怎么办。奥利·诺思为孔特拉安排的那种避开国会的一项禁令的后门援助是造成伊朗—孔特拉事件最糟糕之处的根源。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抹煞孔特拉事业的正义性。然而，在应当如何同孔特拉打交道的问题上，政府内部、乃至在支持他们的人中间，形成了鲜明的两派。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认为孔特拉对于继续向桑地诺分子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旁是有用的。我们希望能在谈判桌上说服他们在国内实行民主，停止输出共产主义。卡普·温伯格则以一种罗曼蒂克的心态看待孔特拉，把他们看成像在阿富汗同苏联人作战的圣战者一样的组织。在他看来，这些尼加拉瓜人是自由战士，他们为解除马纳瓜的桎梏而做的认真努力值得我们给予全力支持。

我喜欢从基层了解事情的真相。在这个问题上，我最好的消息来源就是一个叫艾伦·菲尔斯的人。他是中央情报局中美洲特工组组长，负责向孔特拉供应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食品药物等等。在政策研究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我问菲尔斯：“孔特拉最终能把多少军队投入战场？”他说，充其量也许能有1。5万人。“这样一支部队有希望从山里出来，打败桑地诺军队吗？”菲尔斯说，根本没有可能。“尼加拉瓜人民有没有可能站起来支持孔特拉？”菲尔斯回答，可能性不大。对我来说，问题就解决了。孔特拉是一张用来施加压力、促成以谈判解决问题的牌，但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雇了一个名叫何塞·索尔萨诺的坚决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来做我们的拉丁美洲事务顾问。何塞管我叫“我的将军”，这使我想起，拉美人200多年来都是这样同将军打招呼的。

为了使我能更好地了解孔特拉，何塞安排我在迈阿密会见他们的一些得到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领导人。我见到的人可谓良莠不齐。孔特拉的军事司令恩里克·贝穆德斯上校作为一个时刻准备为自己的事业而献身的真正的自由战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桑地诺分子接管权力的时候，不收容的腐败的索摩查政权的遗老遗少而已。有人形容他们是“穿‘古奇’名牌的司令官”。但是在东西方两极分化的那个年代，我们是什么人都不嫌弃的。

我同何塞·索尔萨诺以及白宫的两位法律助手——戴夫·阿丁顿和艾伦·科拉诺维茨一道，成了政府中竭力争取国会给予足够的支持、使孔特拉能维持下去的主要吹鼓手。每隔几个月，国会就有一个资助孔特拉的提案要讨论。在非武器援助方面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赢得支持。在杀伤性武器援助方面，我们也可以指望像众议员鲍勃·米切尔、米基·爱德华兹和参议员戴维·博伦、沃伦·拉德曼及特德·史蒂文斯这样一些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的坚定支持。但是，要使大多数民主党人批准提供武器弹药，那真比登天还难。

一天晚上，正当一个议会委员会又在辩论一个法案的时候，我感到我无法说服民主党人不要立即切断对那些正在为民主而战的人的援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说，“我在丛林中呆过，我在孔特拉现在所呆的地方呆过，只不过那是1963年在越南的事。你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是多么急切地盼望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每隔两周给我们送补给品来。我们依靠那些东西活命，而不是用它来享受。孔特拉现在就处于这种境地。”我指出，我们现在不是在一个有空调的高级房间内举行一个对外政策研讨会。“我们现在谈的是让那些对美国寄予信任的人活下去还是任其死去的问题。”这时，房间内变得鸦雀无声。有些民主党人点起头来。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