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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一套《京剧汇编》，记得有三十多册，里面有成套的列国戏、三国戏、唐宋戏等，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全部读下来，还不止一遍，基本上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就从这里起步。以后再去读史书本身，发现不单人和事方面存在不少出入，旧戏的历史观更成问题，是非褒贬很值得推敲。这位严分宜（严嵩是江西分宜人，那时官场上有以籍贯代称其人的习惯，所以很多书上都叫他严分宜）遭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小说戏剧感染力强、传播快而广，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他就想当然地相信《打严嵩》里塑造的那样一个人，不再费心去细读各种史料。

以史书方式确定严嵩为“奸臣”的结论，是满清统治者做出的。清代初年修《明史》，最终把严嵩列在《奸臣传》里，从此严嵩不得翻身。然而，修撰过程中，史馆诸臣对此有过激烈辩论。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了这个有趣的场景：

李穆堂绂，记闻最博，而持论多偏。在明史馆，谓严嵩不可入奸臣传。纂修诸公争之。李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最后，杨农先椿学士从容太息曰：“分宜在当日尚可为善，可恨杨继盛无知小生，猖狂妄行，织成五奸十罪之疏传误后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辈修史，但将杨继盛极力抹倒，诛其饰说诬贤，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则分宜之冤可申。”穆堂【李绂】闻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复申前说。｛66｝

李绂跟严嵩有老乡关系，但他之于明史馆“单挑”群僚，却并非感情用事。一则个性使然，不随同流合，更因他“记闻最博”，对史事了解较多。所以，就严嵩是否入《奸臣传》一事与大家舌战时，“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都说不过他。然而，当杨椿发表一番议论后，李绂却突然缄口不言，就此放弃立场。

为什么？杨椿究竟说了什么而令李绂默然？

关键就在杨椿提到的杨继盛事。杨继盛是徐阶门生，他在嘉靖三十二年上疏猛烈攻击严嵩，列出五奸十大罪，这篇文章名为《请诛奸臣疏》。嘉靖得疏大怒，认为表面劾严，内里是冲他来的。下狱，严刑拷打，于嘉靖三十四年处死。嘉靖晚年，严嵩倒台，再后来嘉靖崩，他儿子隆庆皇帝继位，“恤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从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67｝。———此即杨椿“后来议恤议谥”一语所指。

杨继盛反严之初，即以“奸臣”称严嵩。杨先因此事被嘉靖杀掉，继之，严嵩又被嘉靖亲手搞掉。这样，否定之否定，因反“奸臣”丧命的杨继盛就成了忠臣，到隆庆时被表褒，赠衔赐谥，还在保定建了名为“旌忠”的纪念堂。这就是严嵩之为奸、杨继盛之为忠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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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31）

本来，这段故事的真正主角是嘉靖。他为保护严嵩（表面上）杀了杨继盛，然后，翻手又将当时的保护对象打倒、抄家，使得其中是非大乱。若无嘉靖在世时亲手打倒严嵩于前，后来隆庆皇帝也不便为杨继盛翻案，将他从罪人变成忠臣。所以，这里面的忠奸问题，都不过是嘉靖一手策划。照理说，改朝换代之后，清朝史馆诸臣可以不理会明代政坛的纠纠葛葛、恩恩怨怨，全面地考察史实本身，重新给出一个描述。

然而，要命的是，清代皇帝全盘接受了明代官方关于这段公案的结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主张。

顺治皇帝曾经专门指示，将杨继盛事迹写成戏剧《忠愍记》，还升了剧作者的官。请注意，这部戏剧的名称就直接取自隆庆皇帝给予杨继盛的谥号。顺治十三年，还以顺治本人的名义写有《表忠录序》和《表忠录论》，旗帜鲜明地把杨继盛树为大忠臣的典范，对严嵩则做出这样的评价：“逆臣严嵩父子，盗执大柄，浊乱王家，威福专擅，纪纲废荡。”｛68｝

乾隆皇帝也多次亲自写诗或发表言论，赞扬杨继盛。他写有《题杨忠愍集诗》《旌忠词诗》等；还亲口评论道：“朕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69｝

清代修撰《明史》，从1645年开设史馆，到17３9年刊刻告成、进呈皇帝，横跨顺治至乾隆四朝；作为官史，它的编写，始终处在君主“明加督责，隐寓钳制”｛70｝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杨椿的质疑，李绂放弃争论的背景。杨椿的质疑，大部分对李绂不构成问题，比如“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李绂当不难做到，他先前“谈辩云涌，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