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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府中的几位显要，李时、夏言、严嵩，都不曾道半个“不”字，“但知逢迎上意，容悦固位而已。宗庙大体，彼岂暇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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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7）

可是倘若不这样，就要冒屁股被打烂的危险。嘉靖是很喜欢打人家屁股的。“廷杖”这折辱士大夫的刑罚，明代历朝都用，但只有嘉靖年间才是家常便饭，而且严重程度往往不止乎屁股被打烂。我们固然能从“杀身以成仁”的角度，去鄙薄桂萼抑或夏言、严嵩们，那是他们品行不够高大完美，但这并不足以令我们把他们看成坏蛋。假如皇帝本来不恶，臣子却把他教唆恶了，自然是奸臣，但如果皇帝坏在前头，臣子只是没有胆量阻止他的坏，那么，责任显然不应该由臣子来负的。

嘉靖所奉行的，正是“两条腿”方针：歌功颂德，如若不然，就打屁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动辄打屁股，不好指望有太多的勇夫。

《国榷》作者谈迁，是一位很严谨的史家。他在论述嘉靖统治的历史影响时指出：“狡伪成风，吏民相沿，不以为非，亦一代升降之关也。”｛57｝作为对全部明史做过大量而透彻研究的学者———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58｝。———谈迁的意见应该是颇具分量的。其以上所论，清楚点出：世风大坏自嘉靖年始；“狡伪成风”而“不以为非”，且自上而下，从士林一直影响到民间，在明朝二百七十八年历史（截至崇祯自缢）中是个转折点，对此，嘉靖可以记头功。

自从左顺门事件成功压制知识分子声音之后，朝廷内外基本上处处歌舞升平，没有批评，没有敢于或愿意说“不”的人。这样，到了嘉靖末年，突然冒出来一个“骂皇帝”的海瑞，让人稀罕，成为一个事件，乃至五百年后还被演成戏剧。其实在正常情形下，海瑞那道“骂皇帝”的本章，算不了什么，单说明朝，先前就不知有多少，而且火力也不知强多少。海瑞所为之构成一个事件，应该说是拜嘉靖之所赐，是他将“犯颜直谏”这历来的寻常之举，变做弥足珍贵的现象。

在收拾臣子、令他们敬畏服顺的方面，嘉靖乃不世出的高手，不单明代诸帝没有手腕可以比得了他的，在两千年整个帝制史上也鲜有堪相颉颃者。南面为君之术，到得他手中，才炉火纯青。他的这一特长，历来人们认识得很不够，强调得也很不够。可以说，从高超的“政治艺术”角度讲，嘉靖是权术史上一个被埋没了的大人物。

对于士大夫，只来硬的，效果其实不理想，尤其里面一班“刺儿头”、倔脾气，自以为气节铮铮，你越跟他动硬的，他就益发来劲。过去，曹操很厉害，说杀人就杀人，但碰到弥衡这把硬骨头，也就没有好办法，不过曹孟德还算聪明，知道杀之无益，把弥衡推给刘表，让刘表去承担杀士之名。本朝皇帝数朱元璋、朱棣最有能耐，但在对付士大夫上，手段却也平平，无非是狠与杀，两人在位，都杀了不少，可是士大夫的气节好像并没有因此磨损多少，刘基、宋濂、方孝孺这些大儒，内心仍是不屈的。

朱厚熜并不拒绝狠硬的手段（我们说过他对打屁股的热衷，超过前代），但这只是他收拾士大夫的“外家功”。他内外兼修，全套功夫远非止此一端，耍得铁砂掌、通臂拳，也擅长葵花宝典、九阴真经之类。他死后，隆庆年间的一位进士李维桢讲了几句很有味道的话：

世宗享国长久，本朝无两。礼乐文章烂焉兴举，斋居数十年，图迥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其英主哉！｛59｝

“图”，谋划；“迥”，在这里作遥远、辽阔讲，不是一般理解的“差别很大”那个意思。合起来，“图迥天下于掌上”，是说天下虽大，却尽在他掌握之中。“中外俨然如临”，更具体地针对着“斋居数十年”，意谓“休看世宗皇帝几十年匿而不出，可大家却觉得没有哪一天他不曾亲自临朝”。“礼乐文章烂焉兴举”则讲他重视、狠抓意识形态，成功控制文化领导权。分析了嘉靖的皇帝经之后，李维桢由衷赞叹了一句：了不起啊！

的确了不起。嘉靖不单享国长久“本朝无两”（他死后才出了一个超过他的万历皇帝），他的统治术，同样“本朝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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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8）

过去历史上，以及明朝本身，都不乏因为荒嬉或沉溺于私趣而“不理朝政”的皇帝，正德、天启两位皇帝就很典型。朱厚熜的行径，乍看跟他们很像，他在统治晚期埋首求道，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