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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6）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一个年轻人奉调来京。他叫赵士锦，是隆庆、万历年间名臣赵用贤之孙。他被工部尚书范景文推荐，补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一职，因此赶上了历史巨变的一幕，在此后的一百二三十天内，历经曲折，翌年四月中旬逃脱闯军控制，辗转南归。后来他将这离奇经历写成《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句句目击，极为真实，不啻为描述1644年甲申之变的报告文学杰作。后面我们将在很多地方引用他的讲述，这里先自其笔下实际地了解朱由检最后时日的财政状况。

赵士锦到任后，先被分派去守阜成门，三月六日接到通知，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三月十五日———城破前三天———办理交割。他在《甲申纪事》和《北归记》里重复录述了清点之后的库藏。《甲申纪事》中说：

十五日，予以缮部员外郎管节慎库。主事缪沅、工科高翔汉、御史熊世懿同交盘。……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盃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北归记》中说：

库藏止有二千三百余金。外有加纳校尉银六百两、易钱银三百两，贮吴书办处；同年缪君沅云：“此项应存外，为军兴之用。”予如是言。

多年守卫国库的老军，对赵士锦说：

万历年时，老库满，另置新库。新库复满，库厅及两廊俱贮足。今不及四千金。

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赵士锦亲眼所见，因此知道国家确确实实一贫如洗。但外界一般都不信、甚至不能想象国库之虚已到这种田地。当时百官以及富绅，都认为崇祯藏着掖着，拥有巨额内帑，却舍不得拿出来。这也难怪，崇祯的祖父万历皇帝当年搜刮之狠和悭吝之极的性格，给人印象都过于深刻。元旦那天早朝混乱之后，崇祯接见阁臣，议及局势，众臣都敦促皇帝以内帑补充军饷，崇祯唯有长叹：“今日内帑难告先生。”｛203｝然而无人肯信。明亡之后，仍有人批评崇祯小气，如杨士聪、张岱等。甚至将闯军逃离北京时携走的拷比得来的三千七百万两金银，传为掘之于宫中秘窖。这显然不可能。崇祯身家性命且将不保，留此金银何图？“国家之贫至此”，是城破之前赵士锦以目击提供的证言。

以这点钱，不必说打仗，就算放放烟火，恐怕也不够。关键在于，皇帝与其臣民之间完全失去信任。崇祯到处跟人讲国家已经无钱，所有人的理解，都是皇帝哭穷和敲诈。三月十日，最后关头，崇祯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助饷，先晋其爵为候，然后才开口要钱，周奎死活不掏钱，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势去矣，广蓄多产何益？”｛204｝徐高的问号，也是读这段历史的所有人的问号。周奎究竟是何种心态？简直不可理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大概也和别人一样，认定崇祯自己藏着大把金银不用，还到处伸手索取。如果他并不怀疑内帑已尽之说，想必应该比较爽快地捐一些钱，让女婿拿去抵挡农民军的。否则，朝廷完蛋，他显然不会有好下场，这笔账他不至于算不过来。归根结底，他根本不信崇祯没钱打仗。

从二月中旬起，崇祯下达捐饷令，号召大臣、勋戚、缙绅以及各衙门各地方捐款应急，共赴国难，“以三万为上等”，但居然没有任何个人和地方捐款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二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又谕每一大臣从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205｝。大家多半不觉得皇帝缺钱。

然而，不相信皇帝没钱，只是“信任危机”较为表层的一面；在最深层，不是钱的问题，是社会凝聚力出了大问题。危急时刻，若社会凝聚力还在，再大的难关仍有可能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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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7）

一个政权，如果长久地虐害它的人民，那么在这样的国度中，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爱国主义并非空洞的道德情怀，而是基于自豪和认同感的现实感受。否则，就会像甲申年的明朝那样，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最需要爱国主义、同心同德之际，现实却无情地显示：根本没有人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沉沦似乎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面对它的死亡每个人都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