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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身冷汗，忽然意识到自己演了几天谦抑辞谢的戏，却险些在最后时刻露出马脚！———由于践祚心切，他竟然把应该首先前往太祖寝陵告祭之事忘在脑后，一旦这么不告不请，直通通地奔皇位而去，先前所有姿态岂不全被识破，留下永世的笑柄？不过，朱棣原是做假做惯了的人，此时一经杨子荣提醒，心内吃惊，脸上并不动声色，反而顺水推舟道：“此去正为谒陵。”于是拨转马头，往朱元璋墓地孝陵而去。杨子荣因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从此受重用，引入内阁充当宰辅，并由朱棣亲自为之更名为“杨荣”，与杨士奇、杨溥一道并为永乐、洪煕年间有名的“三杨”。

伪君子朱棣（10）

在最后的小插曲之后，当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永乐”———永乐皇帝诞生了。

尽管从史料来看，朱允炆在历代君主中，身上负面的东西不太多，但说到底，明朝帝座上坐着的究竟是谁，这件事本身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朱允炆坐得，朱棣坐坐又何妨？谁坐那个位子，都是朱家的皇帝，都无改乎那权力的本质，旁人犯不着拥护一个，反对另一个。

就此论，朱棣撵走朱允炆、夺了金銮殿，本无所谓对与错，只要这种改变对国家、人民和历史不带来损害或问题，就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

撇开朱允炆这个人具有一般帝王身上某些不多见的积极面不论，他的被推翻，也反映出极权制度已发展到令人悲绝的地步。如前所述，“靖难事件”可以说是由朱元璋一手造成的，是其咎由自取；而进一步看，则是中国古代帝权这种国家权力形式，到朱元璋手中完完全全发展成“家天下”之后，所必然要有的恶果。

虽然“天子”这丑陋的事物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许多许多年，虽然社会权力一直越来越远离“公”的范畴而向“私”的范畴集中，但是，权力变成彻头彻尾“大私无公”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在朱元璋手中完成的。他完全视权力为自家私有之物，不容他人稍稍分享。为着这极端自私的权力观，他尽戮功臣、裁撤中书省、使军队与将领相脱离、用诸王子为藩镇……这些措施，固然可以让他所视为一己之私的权力杜绝被社会或他人分享，然而恰恰也造就了朱棣那样的野心家，以及自家骨肉相残的局面。

我们当然不去为朱允炆被亲叔父所推翻而叹息，但不能不为这样一种极端自私的权力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而扼腕。朱棣篡权这件事之所以罪恶，实质不在于叔父干掉侄子、自己去当皇帝，而在于它宣示了极权制度必将鼓励、煽动人性中最坏的那些东西，诸如贪婪、残暴、迫害、奴役和独裁。

明朝一亡，黄宗羲即写下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之作《原君》。非有明代的三百年历史，出不了这种文章。汉唐不能出现，甚至宋人也还写不出，必经明朝历史之后，才能达到像黄宗羲这样痛切的认识。文章所探讨的，是权力这事物如何从远古的“天下为公”，异化到当下的“家天下”。它抨击了君权的理念：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32｝

这段话，锋利无比，每一个字都直捣君权邪恶之要害。至若“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至废孟子而不立【朱元璋曾因孟子的反对“独夫”的民本思想，下令撤去孟子配享牌位，并删订《孟子》】”，“而毅宗【崇祯皇帝朱由检】之语公主【长平公主】，亦曰：‘若【你】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等句，更将矛头直指朱明皇室。

黄宗羲指出，这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极端主义君权，是拿天下人为仇雠，而置自己为“独夫”。因为独霸一切，结果也就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一人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也许写这些话时，黄宗羲脑海里就曾想到过朱允炆的悲剧。

朱允炆的悲剧，纯粹是制度的悲剧。就个人品质来论，他并不该被推翻赶下台。关键是，他所继承的权力，既过于诱人，又非他这样性情的人所能掌控。朱允炆与祖父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之间，天然存在一种矛盾———一个缺乏“独夫”素质的人，被安排到了“独夫”的位子上。这非但可悲，且尤荒唐。于是，另一个人杀了出来———他迟早会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