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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子是少年，问题就出在这儿。倘只视其为普通孩子，朱厚照上述行为，大多并不如何乖张，虽然年届十五还喜欢玩骑马打仗、过家家一类游戏，或许有点缺心眼儿，但出格与古怪却谈不上。甚至就连他放浪形骸、醉卧花丛的行径，也不过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问题少年”都可能误入的歧途，是好是坏，终究属于他个人的问题。

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孩子，他是皇帝、天子，是一身系天下、系万民的九五之尊。事情荒唐就荒唐在制度把这样一个孩子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从正面讲，为君者必须恪守君道，儒家伦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做君王的要守君王的本分与义务，做臣子的要守臣子的本分与义务，做父亲的要守父亲的本分与义务，做儿子的要守儿子的本分与义务，大家都不失名分，社会才有君臣之义，家庭才有父子之伦，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那样，天下必然大乱，家国只能不保。从负面讲，既然君主极权体制赋予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个人品质就完全成为国家安危、百姓祸福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赶上有进取心的君主，则国家幸甚；哪怕次一等，只要为君者不太犯浑，虽然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比如弘治皇帝———黎民也算有造化；一旦这么巨大的权力与某个下流坯捆绑在一起，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14）

权力“毁”人不倦，尤其是不受约束的权力。现代民主政治出现以前，没有一种能对君主权力进行有效制衡的法律制度，但并不等于毫无约束。就中国而言，采取的是道德的办法，即儒家政治伦理。第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政权秦帝国出现之后，因为毫无制约，君主自我膨胀、为所欲为，结果短时间内呜呼哀哉。这一点后来的统治者都看在眼里，所以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一方面接过了秦代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政体，另一方面也为了它自身的利益，而在统治趋于稳固的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正式承认儒家伦理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基础。概约地讲，此一政治基础有两个要点：一是君权神授、至高无上、不容侵犯，二是君主应自觉接受以抽象名义出现的“天”、“道”，实即儒家伦理的约束，做“有道明君”。汉武时代所奠定的中国君权的这一政治基础，为以后历朝历代所传承，几无例外，机构之建、职官之设、礼仪之订乃至教育考试的目的与制度，都由此而来。不过，这政治基础虽然不再是一条腿，而是两条腿，但它只是一种“共识”而非契约，非常脆弱，不具强制性，尤其对于君主来说。责任感强的君主，或愿意学习儒家伦理并虚心接纳其约束，倘若碰上禀性陋劣的君主，儒家伦理简直形如废纸；因为享受无边权力的诱惑，确实没几个人可以抵挡，权力之“毁”人，能量无可比拟。所以历来的君主中间，七成以上都是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之辈。

纵观朱厚照一生，不得不说这个人生来有些病态的性情，人格发育明显有偏差，但他恰恰在最需要引导的年纪失去父亲，自己却当了皇帝。从心理学可知，对孩子特别是男孩来说，“无父状态”极为致命，那意味着准则、模范、禁忌、秩序乃至理想的一系列缺失。生而不知有父或未成年而遭遇“父亲”符号的空缺，要么会使人的成长失去方向，要么会置人于权威瞬间瓦解、底线突然溃散的境地。朱厚照不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更糟糕的是，他同时还被赋予巨大无边的权力，成为“老子天下第一”的皇帝，这对于他原本极富破坏性的人格，不啻是如虎添翼，令所有人束手无策。

儒家伦理这套系统仍在运转，试图发生作用，然而在“少年天子”急欲释放对“无父状态”欢欣鼓舞的心态面前，它简直就是一个笑柄。先帝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几位老臣安敢忘怀？根据祖制，明代的天子终生实行制度性学习，学习的内容为儒家经典、“祖宗”的训诫与箴言以及国家地理等，形式主要有“日讲”和“经筵”两种，前者为日常功课，后者为专题性的较深入的经典讲座。弘治所谓“勤请他出来读些书”，指的就是辅臣应该帮助新君把“日讲”和“经筵”坚持下去。我们从《武宗实录》中看到，从朱厚照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后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围绕着“圣学”之事，朱厚照与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反复拉锯周旋，彼此扯了近两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嘱托为由，锲而不舍，反复劝学、奏请复讲，一方则想方设法加以拖延推辞。

弘治十八年十月，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