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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夸张地说，这两个小故事，给他后来的统治者生涯，埋下了很深很深的伏笔。

在朱元璋之前，皇帝这个“职业”其实并不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凌乎绝顶、无法无天。中国历代帝王，除极个别雄主以外，大多数都只掌握着一种虚拟的或者说名誉上的“绝对权力”。这来自于中国古代权力结构的诸多复杂性。自从儒家伦理在汉代确立为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秩序以来，君权就同时既被抬到与天齐高的位置，然而又被一整套伦理体系所描述、所规定和所限制。“君君臣臣”这个理念，讲的是君要如君、臣要如臣；未有君主之前，先已有了君主的本分，违反这本分，就是“君不君”。所以，一个君主的合法性，不光由他的皇统合法性来确认，还要由他的伦理合法性来确认。成为君主，绝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他得削足适履般地使自己适合儒家伦理所给出的君主定义、义务和责任，要接受儒家伦理的诠释者———士大夫群体如影随形的检验、评判和谏诤。除了伦理约束，中国古代王朝的权力结构，亦非帝王“一元化”领导。君权固然至高无上，相权却经常更具实质意义；从三代直至宋元，贤相誉掩君王，或者权相势压君王的例子实不胜数，伊尹、周公、管仲、赵高、曹操、诸葛亮……这些强有力的政府首脑，往往超越君主而成为国家的真正领导者，后者则相形见绌或状若虚设。而且，不单相权在威胁君权，其他诸多元素———藩镇、外戚、宦官———也作为蛰伏着的力量随时可能分解削弱君权，单看唐代，就有多少皇帝沦为傀儡，甚至丢了性命！

奇怪的是，既然做君主这么不爽，以往历代为何没有出现朱元璋式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说奇怪也不奇怪。我粗粗想了一下，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必须是延续较长的、稳固的大朝代，才有余裕的时间来想这个事儿，短命的朝不保夕的内乱不止的小朝代，恐怕顾不上；第二，非得第一代君主存了此心，从一开始就在制度上加以变革，否则，中国讲究祖制，不合祖制者，变起来难乎其难；第三，还要看帝王本人的威权、心计、手腕乃至个性如何，柔而寡决者不成，刚而过猛者不成，对局面缺乏绝对控制力、对群臣没有形成和达到极高威望和巨大震慑力，也不成。

综合以上数点，我们可看到，帝权一统中国以来，到朱元璋之前，只有汉、唐、宋、元四代够条件。元代情况特殊，一直未融入中原文化传统，内部权力冲突与典型的“中国特色”不大一样，所以首先排除不论。汉高祖刘邦既有所意识，也有所举动，然而考虑并不周密，看得也不够深远，否则就不会险些让皇权易姓吕氏。唐高祖系酒色之徒，并无雄才大略，且在位仅八年，唐代真正的奠基人是太宗。此人从智力到能力到威望，无疑拥有充当独裁者的一切条件，唯一的问题取决于他想不想这么做，事实是他不想这么做，似乎也无须这么做———他罕见地做到了在不杀戮功臣、信用宰辅的同时，始终保持并完整享有自己作为皇帝的威权，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但李世民的错误在于未能预见到他的肯定不会像他一样出色的后代所面临的麻烦，所以唐中晚期以后帝权也是历代最脆弱的，可见一个朝代的奠基人过于优秀、过于自信也并非吉兆（对于帝权而言）。宋太祖既有接近于李世民的条件，也有李世民所不屑一顾的危机感，同时中国历史到了那个年代也积累了更多的“教训”可供赵匡胤记取和借鉴，事实上，帝权正是在他手里迈出走向极权的第一步，他显然是朱元璋的先驱和主要借鉴对象。不过，赵匡胤的思虑却是片面的，他的注意力过于集中于晚唐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也就是说，集中在“枪杆子里出政权”方面。他自己搞“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然后成功导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他完全受制于自己的这种成功经验，只对朝廷军事制度做出重大变革———将兵权收归皇帝，保留将领的作战指挥权，其他方面却没有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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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2）

现在，轮到朱元璋出场了。

让我们睁大眼睛打量这个人：他当天下离乱之际，以弱者身份从群豪中脱颖而出，亲手打造了一个王朝；他驱除胡元遁归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