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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则他的建藩措施就是意在收到加筑外城之效。他想象，在这样“内外城”的双重保障之下，朱家皇权应该是固若金汤、无人可撼了。可是他偏偏忽视了一点，坚固的城墙固然可以成为安全保障，然而在某些时候它未必不会变成对自己的禁锢和围困，变成插翅难逃的深渊。那城墙，愈造得高大、牢不可破，这种相反的恐惧感亦愈甚。

朱元璋留给长孙朱允炆的政治遗产当中，最令后者不堪其重的，就是有一座过于强大的“郛郭”———他的诸位拥有重兵、不可一世的亲王叔父们。朱元璋两腿一蹬，满意放心地死去，可朱允炆却从此生活在焦虑之中。倘仍用“内外城”打比方，当时的情形是，外城过于高大强壮，内城却显得卑阜弱抑，似乎随时可被前者所压垮。这一点，朱元璋在世时显不出来，京城端坐着一位威仪照人的开国皇帝，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有他在，一切风平浪静，世界匍匐在他的脚下。然而眼下京城已经易主，新皇帝年仅二十二岁，所有的亲王都比他长一辈，而且各自在封地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其中燕王、宁王这几个重要的藩王，更在长期的边防生涯中受到军事锻炼，能征惯战；相比之下，朱允炆虽然在洪武后期由朱元璋安排，接手处理一些政务，但仅限于审阅奏章等案头工作，或就修改法律提出建议等这样一些很狭小的范围，对复杂而实际的政治他并无体验，朱元璋也从来没有委派他出外带兵打仗，在实践中培养他的领袖气质、自信心、才干和威望。同时，多年正统的儒家教育，把朱允炆造就成一个仁柔、文雅、理想主义、书生意气的人，这样一个君主，在他的人民看来是可爱可敬的，但在野心家眼里，却正好是良善可欺之辈。

一边是缺乏经验、文质彬彬、年轻望浅的“侄儿皇帝”，一边是历练已久、强悍不驯、兵强马壮的叔父们。这情形，想不出事儿都难。

朱元璋未死以前，即露出端倪。别的不说，我现就援引朱棣的御用文人撰写的《奉天靖难记》为证。在这本替朱棣涂脂抹粉的书里，为了垢污朱标、朱允炆父子，作者讲述了所谓朱元璋在世时朱标与晋王朱*9�勾结陷害朱棣的一段事，说有“异谋”的实际上是朱*9�，而朱标却包庇后者，嫁祸于朱棣。关于朱*9�图谋不轨，文中写道：

时晋王闻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储位之望，间【陆续】语人曰：“异日大位，次当及我。”遂僭乘舆法物，藏于五台山。及事渐露，乃遣人纵火，并所藏室焚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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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7）

这段记述，本意是丑化对手，但无形中恰好说明朱允炆继位后的削藩之举，理所应当。

为给自己篡国夺权找理由，《奉天靖难记》全然不惜一派胡言，任意编造。如这一段：

初，懿文太子【即朱标】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责罚其过】，【朱标】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呪诅【用巫言害人】，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意谓朱标天良尽丧】。又擅募勇士三千，东宫执兵卫【暗示朱标有发动兵变之心】。太祖闻之，语孝慈高皇后【马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以成帝业，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无如燕王【此语厚颜】，最仁孝【厚颜之极】，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狐狸尾巴露了出来】，吾所属意【死无对证，可叹朱元璋只能由他胡说】。皇后慎勿言，恐泄而祸之也。”｛13｝

此节文字，堪称集天下不要脸之大成。它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不单信口开河，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把众所周知的品行端正、性情柔和的太子朱标描绘成魔鬼样人物，不光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毫不害臊地自吹自擂；尤可耻者，是公然编造朱元璋“属意”于己，早已暗中决定将来应该由皇四子继位，并且还把这说成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一致意见。

又一处说：

上【朱棣】容貌奇伟，美髭髯，举动不凡。有善相者【相面家】见上，私谓人言：“龙颜天表，凤资日章，重瞳隆准，真太平天子也。”｛14｝

当朱允炆削藩之举搞到自己头上，他朱棣不是一脸冤屈，大呼“朝无正臣、内有奸恶”，摆出“义与奸邪不共戴天”｛15｝、誓还自己清白的姿态，起兵“靖难”的吗？那么，他怎么解释在这个地方又鼓吹自己天生一副真命天子之相？一面怨别人诬陷他，骂别人是“奸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政变，一面又赞美自己骨子里就该当皇帝，皇帝宝座早就该是他的———真不啻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