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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天，将来设法让魏氏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领东厂，实权更大。客氏、王体乾之间达成协议，遂找来魏忠贤一起商量。魏忠贤乍闻此事，很不雄才大略的“小人物”心态又表露出来———他居然念及王安在“移宫案”后，保护过他，救己一命，“犹预【豫】未忍”。王体乾见状，私下又“以危言动客氏”，客氏在枕边把魏忠贤好好训斥了一番：“外边【指廷臣】或有人救他，圣心若一回【皇上一旦改变主意】，你我比西李【李选侍】如何？终吃他亏。”这个提醒很关键，“移宫”中魏忠贤站在李选侍一边，很积极，虽赖王安遮挡，安然解脱，但把柄终捏于人手，万一哪天“旧事重提”，那可……这么一想，“贤意遂决”。

可见魏忠贤并不是一步到位，从一开始就频作威福、玩弄事机、骄横恣肆，他也是“在斗争中成长”，慢慢地学会颐指气使、恣威擅权。

骤列大珰，短短数年，从魏傻子摇身而为“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只比万岁朱由校少一岁），史无前例。但表面上的不可一世背后，这位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暴发户，向来就不曾从微贱的往昔和记忆中完全走出来。有件事很说明了这一点。魏忠贤跃升司礼监秉笔太监之后，当年那个曾经为难过他的四川税监邱乘云，撤任回京，魏忠贤故意派一名太监专程到南郊迎接，邱赏了来人三十两银子，那人回来向魏忠贤汇报，魏竟当时落下泪来，说：“我先年被徐贵谮害，止给我十两路费，今赏尔如此，便三倍我了。”说完，“叹息者久之”。创巨痛深，可见一斑。穷其一生，不管这个人怎样一手遮天，归根结底，他骨子里仍旧是“小人物”，到最最关键的时刻，“小人物”心态还是让他安安静静地引颈就戮。关于魏忠贤，人们对这一点以往谈论得很不够。

大计既定，一切由客氏斡旋。她径见朱由校，“劝帝从其请【指王安辞不就任的请求】”｛86｝，同时，经唆使，兵科给事中霍维华于天启元年五月十二日疏论王安，加以攻击。这开了先河，“是为奄党第一功也”｛87｝，霍也成为后来声势浩大的阉党的先驱。有人弹劾，客氏加大了嚼舌头力度，不断危言耸听。朱由校至愚至昧，分不清好歹，唯对客氏百依百顺，良心也教狗吃了，居然将一手把他从险境中救出并扶上龙床的王安，发往南海子净军；客氏“遂矫旨准安辞免，将司礼监印付体乾掌之”｛88｝。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1）

王安死得很惨。先欲将其饿死，后失去耐心，一说勒死，一说纵狗咬死。王安亲手救过朱由校和魏忠贤，却恰恰由这两人联手消灭。

王安被除，内廷座次全部重新论定。由于客氏这个背景，在司礼监排名第二的魏忠贤，却是整个内廷事实上的核心人物。王体乾首先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故事【惯例】，司礼掌印者位东厂上。体乾避忠贤，独处其下”｛89｝。自他而下，内廷有头有脸的人物，咸唯魏氏马首是瞻。

应该佩服客氏这个女人，头发虽长，见识却一点不短。她拍板与王体乾结盟，除掉王安。这很有先见之明。干掉王安没多久，就发生了外廷请求皇上将客氏遣散出宫的事件，假设王安仍在，与朝臣里应外合，朱由校十有###是抵挡不住的。眼下，只是外廷单独闹事，处境就好很多。朱由校和客氏，一起咬住牙关，顶了四五个月，终于击退群臣。天启元年十二月，先将主要干将之一的吏部尚书周嘉谟罢免，翌年三月再驱逐另一干将———大学士刘一燝，六七月间，刑部尚书王纪、礼部尚书孙慎行分遭革职、罢免，十月，都察院两位高层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也被赶走。

七搞八搞，转眼间力量对比的天平就偏向了魏氏集团这一边。这带来什么结果呢？当然是“阉党”的形成。

假使在嘉靖以前，像这样力量平衡的打破，不至于成为产生“阉党”的温床。那个时候，士大夫气节很盛，骨头很硬，不要说一时的逆境不足以让他们俯首，就算到头破血流的地步，坚持抗争者也大有人在。不妨回想一下朱棣篡权之初的白色恐怖，成百上千地杀人，也不曾把大家吓倒。即便到了嘉靖年间，“大礼议”之中，正气也仍占上风，左顺门请愿时有那么多士大夫站出来，不避斧钺和大棒。我曾经说过，明代士风是历来最硬的，没有哪一个朝代比得，非常了不起。可是这么刚正的一个群体，也慢慢地教明代历任君主摧眉折腰，销蚀成明哲保身、贪生怕死甚至卖身求荣的无耻之辈。到嘉靖后期，士风向劣坏方向转化，已是大势所趋；再经万历一朝，基本上都堕落了，正人君子仍有，但与整体比仅属星星之火，天启朝中他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