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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套上一件甲衣，才神气，才美。因为这是皇上所欣赏的服饰美，一时间，“市井细民，莫不效其制，号曰‘时世装’”｛123｝。换成今之用语，“衣黄罩甲”便是16世纪初中国的头号时装。这种以军饰为美的时尚，大抵很像笔者小时候“文革”中人们对于军帽、军装、军挎包、军用皮带（俗称“武装带”）的推崇。那时，武斗遗风犹存，加之又掀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热潮，一切具有武装色彩之用具，无不走俏，极难获致，幸而得之者则饱受他人羡慕，而抢劫犯首选的目标，竟然也不是手表和钱包，恰恰就是军帽等物———此为题外话也，但两者之间确极为相像。《明史》提到，当时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喜甚”｛124｝，前面说“贵者三翎，次二翎”，堂堂国防部长仅被赐一翎，就把自己高兴坏了，足见这由朱厚照而起的“军事拜物教”是怎样的风靡一时！

江彬一面调教御林军，努力帮助朱厚照找到职业军人的感觉，一面适时地以诸多诱饵，鼓励朱厚照出外冒险。“数言宣府【北方边镇之一，在今河北宣化】乐工【娱乐界】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边境武装冲突】，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125｝在江彬，这可以让朱厚照远离豹房大佬钱宁，为己所控；在朱厚照，则其向“东方堂·吉诃德”转化的主客观条件已具备，所以江彬之言深获其心（“帝然之”）。

朱厚照跃跃欲试。但这位大明皇帝，究非西班牙乡间的一介普通绅士，不便立即大张旗鼓地将自己的抱负付诸行动，却须首先投石问路。根据给事中石天桂等人的奏折，至迟于正德九年起，朱厚照就经常以秘密出行的方式，来试探群臣的反应，“数离深宫，驱驰于外，有时侍卫之臣不知所在”｛126｝。

此一伎俩终于在正德十二年升级为实质性行动。他着手做正式的准备，“大造刀铳甲箭，将游幸焉”｛127｝。八月初一清晨，朱厚照“微服【换装，扮成普通人模样】，从德胜门出，幸昌平”。这次行动是如此秘密，瞒过了朝中所有人。大臣早朝不见皇帝踪影，苦苦守候到下午，才辗转听说圣驾一大早就去了教场，然后转而前往天寿山（在十三陵附近）游幸。第二天，内阁三相梁储、蒋冕和毛纪追至沙河（今回龙观以北十公里），失去线索，徒劳而返。而据专门司职看管京畿北大门的巡关御史张钦所得情报，所谓皇上巡幸天寿山，其实是个幌子，真实意图是“欲出居庸关巡宣【府】”。张钦立命守关人员严加戒备和稽查，勿将可疑者放出关去，同时上疏朱厚照（不知以何途径送达），称：“天子举动，所系不小。或欲亲征虏寇，宜先下诏大廷共议。必不得已而出，亦宜戒期【择定吉日】、清道【沿途戒严】、百官扈从【仪驾齐备】。今者皆不闻，而轻骑潜行，万一奸人假窃陛下名号欲过关，诱引胡人以危社稷者，何以防之？臣职守关，陛下即欲出，臣万死不敢奉诏。”｛128｝

计划未能得逞，朱厚照悻悻之余，并不急于回銮。他索性在昌平御马房住下，然后转通州、南海子，足足玩了十三天才回到豹房，以迷惑群臣。此行虽然失败，不过基本目的却已达到，那便是侦察火力。借这次试探，朱厚照搞清楚了偷渡出关的主要障碍在哪里，也总结了失败的原因。

牛刀小试之下，仅隔十天，即八月二十三日，朱厚照再次行动。路线完全相同，出德胜门，赴居庸关，不过，行动细节却做出若干重要的调整。首先，动身时间提前，趁张钦等尚未察觉，“夜出德胜门，潜越【偷出】居庸”｛129｝。其次，一旦得手，当即派太监谷大用接管居庸关，令“无纵出者”｛130｝，务必在此阻止任何试图追还圣驾的大臣。这两招棋果然奏效，朱厚照就此冲出北京，扬长而去，开始其“东方堂·吉诃德”的荣耀之旅，直至三年后走到人生尽头。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37）

这位“东方堂·吉诃德”，将自己的“诞生地”选在宣府。对此他早有预谋。据《罪惟录》记载，早在一年多前亦即正德十一年二三月间，他就已经决定“作离宫于宣府，备临幸”｛131｝。现在，这座由江彬督建、被他称为“家里”｛132｝的府第已然告竣，冲出北京群臣的封锁、一身戎服、焕然一新的他，兴高采烈地入住，并将其命名为“镇国府”。这名称意味着，一个当世头号英雄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就是镇国府主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朱厚照以敕书的形式将这项任命正式通知吏部，并且给“朱寿”颁发了印信，明确指出“朱寿”的行政待遇是“支禄米五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