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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安南事件支出的军费已极庞大，再加上营建北京、造南京报恩寺及大琉璃宝塔———耗资二百五十万两、投入十万夫役，历二十年才完工———等巨型工程，以及郑和六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不可能不伴以横征暴敛。朱棣在位时，没人敢说真话；他死后，宣宗朱瞻基下诏求言，这时才有人敢讲真话。湖广左参政黄泽上了一道很长的折子，全面抨击永乐朝政，称“今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按：耕耘本男子之事，此语盖谓男子悉被抓丁充役，田间普遍要靠女人耕种】；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进而，就永乐之弊提出以下具体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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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43）

向也【一直以来，指永乐年以来】，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指北京工程】，江南疲于转输【大量物资要从南方输往北方，以供营造和战争之需】……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运输及战争对马匹需求太大，以致为官府养马者由于不能完成任务，只好卖掉孩子换回马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由于同样的原因，租种官田者不得不靠典妻来完税】。｛159｝

显然，黄泽所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朱瞻基没有生气，而是“嘉纳之”，承认他言之有理。

就是在这情形下，朱棣居然双线作战，深陷安南泥潭的同时，又在北方连续发动五次对两大蒙古部落鞑靼和瓦剌的亲征。五次北征分别是：永乐八年征鞑靼，永乐十二年征瓦剌，永乐二十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

连续对蒙古部落亲征有无必要？肯定地说，有必要———如果确实收获了有人所称颂的“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160｝的成果。因为明代大部分时间来自蒙古部落的威胁和骚扰，证明了这件事的必要性。然而“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明显没有达到目的，否则绝不应该仅隔二十年就发生“土木之变”，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生俘的如此严重的危机。

五次北征，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的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单看这些形容词，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则令人满腹狐疑。

翰林检讨金幼孜，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北征，其间，逐日记录经过，后成书《北征录》（亦称《北征前录》）、《北征后录》，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北京，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也无非“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汝等观此，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报第一次军情：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之后，敌又无踪影。直到六月九日，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上麾宿卫即催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这“十余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后面，仅偶遇“游虏”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虏怆惶渡河，我骑乘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161｝。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结束。

“获虏一人”、“追奔不十余里”、“生擒数人”……这就是永乐大帝从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历时长达五月有余、用兵五十万，如此波澜壮阔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