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1/4 页)

伪君子朱棣（19）

从表面上看，朱棣没有造成嬴政那样严重的后果，也没有轰轰烈烈地搞“焚书坑儒”那样骇人听闻的运动，所以很少有人在这个方面把朱棣与嬴政相提并论。其实，朱棣干的一点也不比嬴政少，对他的打击目标的决绝狠酷，更一点不逊于前者。只不过，相较于嬴政，朱棣更伪善，事办得更狡猾，手段也更高明些罢了。

“焚书坑儒”动静闹得那么大，名声那么坏，实际上杀了多少人呢？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主要是孟子学派的儒生（东汉赵歧说）。

可永乐元年，单单方孝孺一案，朱棣就杀掉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诛十族”这前所未有的惩罚，特地加上的第十族，就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方孝孺的朋友和门生，只能是知识分子）。其余各案，受害主体也都是读书人。姚广孝力谏不要杀掉方孝孺时，讲得很清楚：应该替天下留存“读书种子”。连最亲信的人的话朱棣也听不进去，他要杀的就是读书人，因为这群人所坚持的精神价值，对他最不利。

嬴政杀掉四百多个儒生，背上千古骂名；而杀人数倍乃至十几倍的朱棣，却好像没有挨过什么骂。嬴政很冤，他应该从棺材里跳出来，要求平反。

相反，朱棣非但没有挨骂，还因为那部据说是当时世界上部头最大的《永乐大典》，被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视为文化的保护神。这就是朱棣的狡猾处。一面对读书人大杀大砍，锢言禁说，一面搞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形象工程”，来树立君威、炫耀文治。可实际上，《永乐大典》是鸿篇巨制不假，但对文明发展几乎没有发挥实际影响，因为卷帙过于浩繁（229３7卷，11095册，约３．7亿字），无法刻印（恐怕朱棣也从未想过要刻印成书），哪怕再抄一套也非易事，一直等到嘉靖皇帝，才痛下决心要录一个副本，而他竟没能活着看到抄写工作的完成，等到继任者隆庆皇帝登基后这副本总算抄完，奇怪的是，副本抄缮完毕不久，正本就下落不明了。总体来说，这套《永乐大典》的基本情况可以概括为：修成之后，一直深锁宫中，与尘土为伴，成为文明史上少有的几乎不被阅读的书籍，并一直保持这“特色”，直到其副本在清代被内贼外寇盗抢而散失殆尽。

怪不得当官的喜欢搞“形象工程”，这个《永乐大典》就产生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书，原本只有被读、被传播，才谈得上有文明价值；倘若根本不进入阅读领域，还有什么意义？《永乐大典》在编修之前就明摆着目的不是供人阅读，修成后放在皇家库房里，大门一锁，与世隔绝。但它有一点却牛得不行，那就是足够伟大、足够辉煌、足够让人叹为观止，尽管谁都瞧不着，可谁提起来都会啧啧称奇，对朱棣的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这么一座“文化昆仑山”挡在那里，朱棣所干的坏事可就全都离开人们的视野，或者被视而不见了。这叫“一俊遮百丑”。

大家知道吗？除了血腥杀戮，朱棣更以最肆无忌惮的态度，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伪造者。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63｝，在他的鼓励和授意下，当时“文学柄用之臣”（御用文人）置学术良知和道义于不顾，“自饰其非”，“为史（指对建文朝的书写），肆以丑言诋之”｛64｝，致建文朝“政令阙而不传”（指建文时期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已经失传不可知），过了好些年，一个叫杨守陈的礼部尚书实在不能接受这种状况，向弘治皇帝上书，批评“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委婉提出重写历史、恢复原貌的要求：“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65｝朱棣的做法，不单给中国历史开了“天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更恶劣的是，他还填加进去许多谎话，的确是我们历史上抹不去的一大污点。

比歪曲史实还糟糕的是，中国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传统最好的一份遗产———“良史”的操守和气节，受到极大破坏与摧残。“良史”的立场，自周代就已形成。虽然史官为政府所设，早先甚至还采取家传方式来固定这个职位，但史官对于政府乃至君王却得以保持独立性，直面事实、忠实履行职责，如果遇到政治暴力的强行干涉，“良史”的精神则不惜杀身殉职。春秋时期就出过一个有名的故事：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毫不妥协，当庭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被杀，他的两个兄弟坚持写同一句话，又被杀。但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一家都被杀光，就拿着竹简赶来，准备替他们继续写这句话，途中听说已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