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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一位喜欢同那些忠心耿耿地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不论这些人职位高低）交流思想的领袖。他特别喜欢同年轻有为的人交谈。从庆龄一开始来为他工作，他就这样作。他托付给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务，还有他的秘密通信。他经常对中国的时局和问题发表评论，使她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教育。她把外国报纸念给他听，他们一起讨论世局。多年以后，她还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同她谈起法国英勇的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①，他在欧洲时曾见过他，非常敬慕。饶勒斯在大战爆发初期勇敢地揭露这次战争违反交战双方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双方的劳动人民都应起来反对。为此，他遇刺牺牲。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13日。

庆龄在1914年11月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①

①科妮莉亚·斯宾塞着《宋氏三姐妹）（英文）第151、157页。

青年的庆龄敬仰孙中山坚韧不拔的精神（她后来回忆道，“他是坚硬材料制成的”。）他的不幸遭遇深深感动了她。她沉湎于他所讲述的长期经历、他的政治信条和现持观点，以及他的行为风格。对她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而且是她家庭的一个至诚挚友，她从小就把他看成是一个领袖、一个导师、一个学习的榜样。从孙中山这边来说，他从她那种青年人活泼的朝气中感到振作和轻松，有了新的活力去应付紧迫的公务。她的语言和工作能力以及她的颖悟大大减轻了他的日常工作。（过去他常常要亲自去作英文打字工作，现在他可以依靠她，不只是英文打字，还可起草英文信件和声明。）

孙中山还引导庆龄掌握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她学习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她懂得了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他教她对于钻进革命队伍的间谍、个人野心家和追求刺激的人要保持警惕。她也养成了把各种不同的联系对象和工作领域相互严格分开的习惯，不是出于对别人的过度不信任，而是因为偶一不慎就会危及整个事业或许多人的性命。这样的谨慎小心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但她没有改变她最基本的性格——开朗、坦率，并且在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条件下，就会表现出来。

1914年11月，庆龄到上海去侍候因病先已回国的父母。从日本警察的报告中我们知道，在11月29日，“孙中山给在上海的洛士文·宋发了一封挂号信。”据同一消息来源，她在中国住了近三个月，直到1915年3月17日才回东京小住，孙去接她。这些侦探们报告说，她同他频繁会晤，直到6月21日——看来她在这一天又重返上海。一定是在这几个星期里，他们讨论了结婚的计划。有人认为，这个意思双方早就有了，她父母第一次带她回上海就是因为他们觉察出了这个苗头。

廖梦醒（辛西娅·廖）曾经讲过一段她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讲给她听的趣事。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确实向宋庆龄求过婚。他们（还有孙的其他同事胡汉民和戴季陶）一起去日本的一个风景区热海游览。大伙爬登一座小山时，庆龄年轻腿快先到山顶，孙紧跟在后，然后是廖仲恺，但孙用手示意他别跟着。廖知道孙的意思，就叫别人也不要再往上爬了。后宋庆龄同孙相偕下山，两人都面露笑容：他们已经决定了。

据许多人的记述，1915年3月，孙中山派秘书朱卓文到澳门去争取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同意离婚。（他们是在1884年经父母之命结婚的，当时他们都不到二十岁，事先没有见过面。）孙写信告诉她，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打算。卢理解他。据有人回忆，卢当时说，她不会写中文和说英文，连走路都不利索，因为她缠过足，所以她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①

①见梅士敏（陈树荣的笔名）着《孙逸仙和卢夫人》，载《澳门日报》（中文），1986年1月13、15、19日。卢慕贞在孙中山生时始终尊敬他，死后又为他服丧。她多年供养孙的姐姐孙妙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把她接到澳门来同住）。她还接济孙家的贫困族亲。

事实上，这对夫妻婚后的关系一直在不断地疏离，他们分别的时间比相聚的时间要多得多，双方的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一开始就不一样，以后差距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