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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却连递罐汽水给他，也只换来他礼貌的微笑致意。

他完全融合了，变成一个正常人，与他的心理医生的关系也止于此了。

所有我熟悉到心痛的部分，全部组合起来竟变成了陌生人，怎么可能？

Larine死了之后，他失去小乔之后，说什么都不对了。

我没办法再跟他闲话家常，说生活中最琐碎的小话题，说今天上班如何如何，星期六日要带艾莉儿去什么地方玩。发生过如此悲怆的、巨大得令人忽略不能的悲剧，仿佛一座倒塌的摩天大楼立于面前，明显不能视而不见。

我不知道多久之后，这悲剧的残骸、痛苦的碎片才会被风沙给掩盖、被时间风化，直到看不见了，你得将双手按在沙发上才能感觉点点突起。

我只知道不会是现在，也不会是明天。

没人想碰那光看就能被割伤的碎片，但说些不管痛痒的事太没神经了。

我们失去了话题，然后失去了言语。

Larine跟小乔徘徊在我们之间，于是我们不再亲密、贴近如昔。

她们是股烧焦的味道，无处不在地提醒我们曾发生的灾难。

我还能跟他说什么？这不是他的错，无论他决定打官司与否？这一切会发生全因为Chris那疯子，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叫他别自责，因为他毫无责任，他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我怎么可能说得出口？我怎么可能若无其事地再挑起他的疮疤，碰的他伤口？

当我与他在同一个位置拥有同一个伤口的时候；当我也绝不希望别人去碰、去提起、甚至努力要自己不再去想的时候；当我也在等待一个谁来告诉我“这并不是你的错，你无须自责”的时候。

但这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吗？惨得不能再惨的悲剧终结，参与其中的人不可能全做对了，我是说，如果所有角色都没错，在每个分歧口都选对了路，那么结局不会是这样。或多或少，每个人都做错了一些、行错了一步，错过了某些关键时刻，才会引发最后错的离谱、完全歪曲的结局。

有人死了，就在我们的面前。

数秒之间就夺走了一个小女孩相依为命的母亲。

谁能真的大声说自己没错，谁能确定自己全都做对了？

我都快要找易岚当我的心理医生了。

突然，“嗡嗡”的声音响起。

搁在茶几上的手机震动，我们轻轻一震，被拉回现实。

屏幕上的蓝光衬出“易岚”两字，我拿起夹在两人中间的手机，按了结束键。

在我沉思的那段时间里，三月好像在看我身后墙壁的句子：你可以盖着变暗，我不能变亮。

阿密留下的句子。

手机的震动让他终于找到了切入点，不用勉强装出依依难舍的样子。

三月的眼神移开，精准地找到客厅的时钟，“……我应该走了。”

也许我们都在等待这一句，也许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他拉起袋子的肩带站起来，我也站起来。

汽水只啜饮了小小一口，其他原封未动。

我在T恤上擦了擦湿了的手心，与他一起走到门口。

他来到跟离开时都是同一套衣服，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多带什么。

我拉开门，他走出去。

因为传媒的大力煽动，这宗官司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说要给予多重人格病患者最基本的人权、不要歧视他，让他过正常生活的人们很多；说他害死了前妻、害惨了自己女儿的也大有人在。但他们都不懂三月，他们没一个人了解三月，他们只是随风起舞，乐于高谈阔论而已。

法庭要给社会一个交代，满足他们对连续剧结局的期待，在安排好小乔暂时的生活后，他们便擅自改写三月的结局，报纸杂志谴责社会福利不够完善，涵括范围不够广泛才会出现像三月这种漏网之鱼，衍生出这样的悲剧。

于是法庭“建议”三月接受社会福利署的“援助”，暂住进福利机构，为了社会安全跟他以后的生活，承诺会给他妥善的医疗以确保他完全康复才重归社会。

我不认为政府会突然良心发现，纯粹是因为舆论压力太大，政府必须作出交代。

那交代就是把他给藏起来不让人看见，等到云淡风轻，没人再记起时再任他自生自灭。

但让三月去暂住是必须的，不然我们每天一睁眼就要应付围在下头的记者，不知何时才能回复正常生活。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