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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上学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如果造就的是“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最终“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高民族创造力”将更无从谈起。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人口比例，大学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排名、所发论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视为一国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无疑与大学的体制，即体制是否能保障大学的学术标准、水平和办学的自主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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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3）

哈佛大学是举世公认的名校。1969年，哈佛大学名教授基辛格要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受人尊崇的哈佛教职，哈佛大学却对他说“不”。在官职与教职中，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炙手可热，大学却不愿他兼职并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的自主性和纯洁性。与那种“官本位”国家许多名牌大学竞相以种种办法“礼聘”高官到大学兼职，并引以为荣，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以学术为唯一标准并坚持大学的自主性，也曾是我们一些大学的传统

五四运动中，北大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并多方奔走，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他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

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曾数次到清华大学捉拿反政府的学生，校长梅贻琦事先得到人员名单后立即通知学生躲避，使很多学生免于遭到逮捕。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加紧对大学的控制，强调课程、教材的统一。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这篇文章虽然不出自梅贻琦之手，却表明了他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即使顶头上司教育部违背这一原则，他也毫不留情地抗争到底。

1946年8月，吴晗回到了清华，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此时他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接到有关当局指令，因此立即密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他“密切注意”吴晗，说“共党分子吴晗前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自六月初旬来沪后，其活动颇为积极，在学界活动尤烈，常至各大学校及左派之群众集会作公开讲演吸收青年。兹悉该吴将于八月初旬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所以要清华不再聘吴晗为教授。但是，梅贻琦对教育部的指令置之不理，仍以学术标准为唯一标准而不管吴晗的政治观点是左是右，坚持聘吴为教授，教育部也奈何不得。

哈佛是私立大学，“不买政府的账”还说得过去，而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出资，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预，依现在的观念颇有些“匪夷所思”：学校是政府办的，政府当然有权要怎样就怎样。然而，在蔡、梅和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大学是公共机构，政府有责任出资办学，但具体怎样办学，则应由专门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当然，除了观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民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