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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最宠爱的情人，与所长关系甚密，很可能她知道有关箱子的情况。于是，专案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长当年的这位中国情人，通过多次追问，这位“情人”终于吐露了真情：她当年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确实曾经相爱，并且也认识弗利这个美国军医。而且她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以及弗利三人，还曾在北平的北海公园游玩过一次，直至深夜才赶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国海军驻天津兵营就突然被日军包围，接着弗利被俘，便再也没见弗利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有过接触，更没见过所谓送来的军用提箱。

这位所长的情人的意思很清楚，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他们和弗利都在北平北海公园玩，而装有“北京人”的箱子这时要么还在秦皇岛，要么还在秦皇岛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弗利当即被俘，被俘后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样也就不可能拥有箱子。所以她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都没见到过弗利送来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这位所长的情人没见到弗利送过箱子，并不等于弗利没有送过箱子。因为据弗利后来所说，他被俘一个星期后又被放了出来，他是在被放出来之后将箱子转存到巴斯特研究所的。可专案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还是未在原巴斯特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说的箱子；而弗利当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特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证据。

弗利提供的第三条线索是将另两个箱子交给了他平常最信赖的两个中国朋友。专案组人员通过四处调研，八方查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弗利说的那两个他最信赖的中国友人。这两个中国友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当专案组人员找到他们时，这对夫妻早已离婚多年，原因是解放后有人揭发，说他俩当年里通外国，与美帝国主义有勾结，故被打成了反革命。

于是，一家人从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女的离异后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则被押到了四川某劳改农场服刑，多年来彼此已没有任何来往。专案组人员分别从双方的供词中得到证实，“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对夫妇和弗利确实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确实曾将两个箱子送到他俩家中，拜托他俩一定好好代管，等将来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于他。

但是，这对夫妇却一口否认箱子里装有什么“北京人”化石，而说这两个箱子一个装的是医疗器械，另一个装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国古董瓷器，此外还有５００元美金。二战结束后，弗利回到美国，不久便来信谈及两个箱子之事。后来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里的古董瓷器和５００元美金，由天津领事馆拿走了，其余衣物之类的东西，则由他俩给变卖了。

专案组人员对这对夫妇采取的是背靠背的办案形式，而结果是，两人的说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他俩虽然确实曾为弗利真诚而精心地代管过两个箱子，但箱子里装的东西，却不是“北京人”。而这对离婚后的男女相处异地，且多年没有来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问题。

专案组人员再度陷入困境。

不久，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察“北京人”下落一案，宣告流产。

然而问题是，弗利当年留在中国友人家中的这两个箱子早已时过境迁，他为什么还要声称前来中国寻找呢？他执意要来中国寻找的，究竟又是什么呢？莫非其中真有关于“北京人”的什么秘密？

七十年代的弗利终究没有踏上中国的国士，但到了八十年代，弗利要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依然没有破灭。听说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弗利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后来被征入伍，成了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医。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间，当中美双方决定将“北京人”化石秘密转移出国时，据说护送化石的任务就落在了弗利的头上。但弗利还来不及将化石带走，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于是弗利便成了最后接触、掌握“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关键人物。

然而，美国的大夫弗利终生未能了却到中国寻找“北京人”的心愿，美国的人类学家夏皮罗却终于实现了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６日，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和渴盼之后，年近７０岁的夏皮罗在女儿的陪同下，从纽约机场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夏皮罗父女搭乘的客机在北京机场平稳降落后，前来机场迎接他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

就在三个月前的一天，夏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