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第1/4 页)

请看1965年以后出版的书籍。

1965年，斯拉文出版了《肖像与札记》，其中谈到苏联驻法西斯意大利著名记者维克多·金：“在那些年代，金说过，他将活到人民起义绞死墨索里尼的那一天。金的预言实现了，但他没活到那一天。他无法预见自己出了骇人听闻的事。”作者没说出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金1937年被处决。1972年，发表了回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州第一书记贝塔尔的文章，文章中有一段感人的话：“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纳尔奇克（州府）的街道上奔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爷爷奶奶们时常来到广场上贝塔尔的纪念碑前，望着贝塔尔的铜像抹眼泪。”作者应当告诉孩子们，爷爷奶奶之所以望着贝塔尔铜像落泪，是因为他们怀念这位1937年被处决的书记。是作者不敢写他被害还是编辑根据指示删去了？在1973年出版的由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巴赫金著的《诗学与文学史问题》一书中，序言是这样介绍作者生平的：“巴赫金出版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后便迁移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库斯塔奈市。”巴赫金为什么从资料丰富的列宁格勒迁往偏僻的小城库斯塔奈呢？难道那里反而比列宁格勒的研究条件更好？实际上，巴赫金因在研究中发表了独创见解而被流放到那里，作者不敢挑明。最可笑的是对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介绍了。1973年，诗人文库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卷》，序言介绍了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平。他一会儿住在克里木，一会儿住在莫斯科，又住在彼得格勒，然后又回到克里木，接着又到第比里斯、埃里温、罗斯托夫、彼尔姆、阿布哈兹，最后来到沃罗涅日，创作道路至此中断。序言给读者的印象是曼德尔施塔姆酷爱旅行，像果戈理一样，只有在旅途中才有灵感，但序言偏偏漏掉曼德尔施塔姆旅行的终点海参崴。其实曼德尔施塔姆不是到各地旅行，而是被流放到各地，1938年病死在海参崴劳改营转运站。招致杀身之祸的是那首《我们活着，感觉不到国家的存在》。这些序言，作者都只字不提。不掩饰他的生平，诗集便无法出版，这也算为出版诗集所付出的代价吧。

利季娅是苏联作家，也写过迎合政策的文章。她坦率承认：“说起来，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对社会真相保持沉默。对每个人来说，总有一天真理会扼住他喉咙，并永远钻入他灵魂。对我来说，这一天是在我亲爱的城市血流成河时来临的。我睁开眼睛是不是太晚了？当然晚了。农业集体化时我未睁开眼睛，但我一睁开眼睛便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我并非为了发表，只想记下丧失理智社会的一个方面。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我同很多人一样，萌生了发表的希望，但我的希望落空了。一旦我明白我国又开始剥夺记忆，我彻悟了：不论给我任何财富，我也决不出让我用痛苦酿造出来的成果。可以永远不印我写的一行字，就让我的创作构思永远无法实现。我也不允许从我著作中删除牺牲者的名字。”利季娅作出决定，但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不出书收不到稿费，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很多作家都作了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他们戏称这种让步为贴邮票，贴上邮票信才能邮走。利季娅也贴过邮票。1955年，她写过一篇评论日特科夫创作的文章《隐藏的遗产》。日特科夫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维克多·瓦维奇》，但他通常被视为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却认为《维克多·瓦维奇》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文学报》准备介绍《隐藏的遗产》，但提出两个条件：一，不提《维克多·瓦维奇》，因为法捷耶夫否定了这部小说；二，把标题改为《走进成人国度》。这篇文章便算作日特科夫作品集的序言。为了能使日特科夫作品集出版，利季娅接受了《文学报》的条件。后来她写道：“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是否只做过这一次让步呢？回想起来万分惭愧。我在1951年出版的《十二月革命党人——西伯利亚的研究》一书中，竟然歌颂斯大林宪法和斯大林对西伯利亚的工业改造，尽管那时我十分清楚宪法和工业改造的代价，但我仍屈从公认的贴邮票理论。”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2）

1966年，法院审判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人都判了刑。六十二位作家联名致信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认为量刑过重，要求减刑。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为此，利季娅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