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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那女警察追了出来。他就停下了。

那女警察有些不好意思地对他说：“我想请你去我家做客，可以吗？”

挺瘦的人想了想，说：“可以啊。”

在路上，女警察告诉他，她叫房丽。她老公叫吴进忠，是个教师，他对文学很痴迷，多少年了，就是写不出成绩。

她说：“周老师，我希望您以后能帮帮他。”

挺瘦的人说：“这事儿我能整明白。”

到了房丽家之后，她老公吴进忠听了太太的介绍，十分高兴，他忙前忙后，又递烟，又沏茶。

挺瘦的人坐下来就开始谈文学，谈霍桑，谈博尔赫斯，谈伍尔芙，谈乔伊斯，谈斯蒂芬·金。谈当前大众对纪实类文学的热衷，和对虚构小说的疏远……

那天，挺瘦的人一直说到吃晚饭。他那快饿瘪的肚子，终于被丰盛的饭菜塞满了，甚至还打了嗝。当晚，善良的小两口挽留他住下来。

次日，他要离开了。

房丽留不住，就只好泪眼兮兮地送他上路。

临走，吴进忠挑了一些稿件给他，希望他能推荐一下。

挺瘦的人说：“你们等信儿吧。”

房丽看他的黄风衣太破了，把老公的一件黑风衣给他穿上。又拿出三百块钱，硬要他带上当路费。挺瘦的人不要，房丽坚持塞进他的口袋。挺瘦的人就说：“以后我会还给你们。”

挺瘦的人离开后的当天下午，房丽把他留下的那件黄风衣扔进垃圾道的时候，不经意地看见那风衣上的束带上有淡淡的血渍……

这个人不是我。这个不是我的人离开大同之后就消失了。

有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本杂志，不知道是谁寄的，叫《云冈纪实文学》，上面有一篇文章，是那个挺瘦的人写的，讲的就是这件事，在文中，他向我本人以及房丽一家谢罪。

这个人署名爱婴。文后还有通讯地址，他是吉林公主岭人。

海南那个岛。椰子树。一圈大海。满街晃动着脸皮越来越厚衣服越来越薄的女人。

《特区报》社。来了一个挺瘦的人，他说他是一个作家，叫周德东，他说他的钱丢了，他说他希望报社借给他路费。

一个记者讽刺说：“我在一个笔会上见过周德东，他没你瘦，也没你胆大。”

办公室的人都笑。

挺瘦的人有点慌乱，说：“我想你以前见的那个是假的。”

那个记者就晃着脑袋问：“那你把身份证拿出来让我看看。”

挺瘦的人不好意思起来，小声说：“我整丢了，正在办。”

那个记者又补充一句：“周德东也没你幽默。”

挺瘦的人退到门口，还不死心，说：“我最怕的就是——假的被当成真的，真的被当成假的。”

那个记者正在赶写稿件，他已经不耐烦了，喷出一个字：“滚！”

挺瘦的人翻了翻眼，尴尬离去。

这个人是我，真是我。

这次尴尬的经历，发生在3年前的夏天。那个夏天贼热，满大街的人都吐舌头。

周德东写了很多年文章，可是，一直没搞出什么大名堂。现在，他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定居北京，不再漂泊，他和他太太像童话里讲的那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最近，他特想回老家呆一段时间。他老家在天安县绝伦帝小镇。

他追名逐利，不能自拔，已经8年没回老家了。

他想看看母亲老成啥样了。他想看看又冒出了多少外甥和侄子。他想看看绝伦帝的天。他想回到那穹没有飞机的天空下，好好写本书。

当然是恐怖故事。

他一直发誓要好好写一部通俗作品，可写着写着，不自觉就清高了，就深沉了，就成老师了，就装神弄鬼了。他觉着，通俗作家也要排除杂念，心甘情愿做一个下九流的说书人，老老实实为大众写好读的故事，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回一趟老家，是周德东8年的心愿。其实路费他早攒够了。

周德东生在那儿长在那儿，一直到18岁服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山海关。

他还打算到老家天安县文化馆看看，他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第一篇写周德东的文章，就是发表在天安县文化馆的内部刊物《天安演唱》上。那篇文章，充满了家乡人对一个游子的深切怀念。尽管天安县文化馆没有一个人见过他。

因此，这天，一个挺瘦的人出现在文化馆，说他是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