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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节目，但杨澜还是觉得这种过程里缺少创见和电视艺术上的灵性，因为有时候创新是很困难的。在一个固定的电视模式里，你想有点创新，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虽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杨澜还是以自己的热情赋予谈话节目以全新的创作意图。为了弥补杨澜自己认为的先天不足，杨澜用比别人多的付出来换取节目的充实。这样杨澜虽然还是会为自己缺少灵感和创见而苦恼，但毕竟在自身的努力下，还是让大家见识到了所谓创新其实就是用比别人多的努力和付出来收获自己的耕耘。

这样一来，杨澜的谈话节目就会因为自己的尽心而每期都会出现一个亮点。也正是因为杨澜的谈话节目不只是一种聊天方式，所以，杨澜会针对不同的来宾制定出不同的采访内容，并因采访人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提问方式，这样就让杨澜的谈话节目在文化的定位下在电视的框架里，有了新的生命。

比如成龙，杨澜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电影文化的展示，对于李敖这样的怪才，杨澜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释放的快慰和文化上的激情。至于每个嘉宾的经历不同，涉猎的文化领域不同，节目当然就会因为他们而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特征了。这点当然早在杨澜开始有“访谈”节目创意的时候，就想到了。

对于电视节目的艺术把握，对于电视观众的胃口喜好，对于节目文化的定位，对于采访视野的开阔程度，杨澜在心里都清清楚楚，这是杨澜成功的又一个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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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免进《杨澜工作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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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行业说什么话，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杨澜在凤凰卫视的两年里，以常人无法企及的速度快速飞升，给凤凰卫视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杨澜制作的几档节目以不同于凤凰卫视风格的另类形式出现，以一种文化的传递和接力方式，在挖掘文化艺术的过程中让电视观众看到了杨澜的成熟。

时势造英雄。其实杨澜当年也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看过《正大综艺》，如果你看过杨澜当年主持这个节目时的清纯，你一定会感慨，杨澜变了。

杨澜不能不变，杨澜没有办法不变，杨澜必须要变。只是杨澜变的不是不像杨澜了，而是杨澜变得更像杨澜，杨澜气质里的所有特点都让杨澜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因为电视。

杨澜在凤凰卫视的日子是愉快的，虽然工作上很辛苦，但杨澜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创作欲望上的释放。

首先，凤凰卫视有比较宽松的选题和谈话空间。当初杨澜接受凤凰卫视的邀请就是看重了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和可以自由自在放飞梦想的天空。在这个宽松的环境里，杨澜的性情得到了释放，杨澜用自己在美国学到的电视手法，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对社会问题、文化现象，以及其他的敏感现象都尽可能大地给电视观众打开了一个窗口。

比如，杨澜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同性恋”的话题。那时候同性恋虽然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对于电视媒体而言可能还少有人想做这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别忘了张元导演拍摄的那个王小波写的《东宫西宫》电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禁，就是因为电影涉及了敏感的同性恋问题。等到了李安的《断臂山》的时候，同性恋题材还是引起了争议。

好在杨澜知道自己的节目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凤凰卫视虽然宽松，但并不是没有原则。杨澜在把握尺度的时候，也做过一些社会敏感人物的访谈。

当然杨澜虽然在凤凰卫视得到了宽松的空间，但一样有时候会遇到困扰。1998年克林顿到中国访问，杨澜知道这个消息很早，所以在克林顿还没有出发之前杨澜就已经与克林顿的新闻班子做了联系，并按正常的程序递交了采访申请，但是，当克林顿真的在北京落地之后，杨澜发现，只有中央电视台一家电视媒体能够独家采访。杨澜很无奈，后来在上海碰到了中央台的水均益，于是就和他聊起这事情，并开玩笑地对水均益说：“这是不是也得算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呢？”

其实，做电视这个行当久了，杨澜早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在电视的世界里没有公平与不公平，只有付出了多少，收获了多少。当很多人都在羡慕杨澜的好运气时，只有杨澜自己知道在背后付出了多少辛苦。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古人对人性的一种总结。因为环境的改变最后性格也会改变，行为也会改变。

杨澜其实一直在变。杨澜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