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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旧日上海。

我就在附近住，每次在傍晚时分，看到那小小一开间的咖啡馆泻在人行道上的灯光，都想起在里面吃荠菜笋丝年糕的那几个小时。周璇的歌就搅拌在年糕的袅袅热气里。后来，凤凰卫视来做作家访问，也把那里当采访的场地。许戈辉以为我十分喜欢这地方，但我却好像并不是这样。要喜欢一个地方不容易，也许它只是有趣。还有一次，我在那里喝了盐汽水——我小时候夏天的苏打饮料——五十年代后漫长海禁时代的上海可乐，完全没有咖啡因的朴素饮料，再加上一点劫后余生的异国情调。从那里的窗上，能看到南昌大楼，那是1929年建造的著名的装饰艺术公寓，即使多年失修，门厅里停满旧脚踏车，住户们只能侧身而过，给佣人们的楼梯更是堆满弃物，好像几十年来都不曾清扫过，但它的表面，仍洋溢着喧嚣明快的现代主义遗风，甚至连粗鲁的白色空调外挂机，都不能破坏它镀金时代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那种乐观和炫耀。

咖啡馆十年记（2）

在我看来，一个人对年少时光的眷念，和一个市民对自己城市过去的怀想，是富有意味的，并饱含着价值判断的感情。在通常口岸城市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感情如同历史真实和丰富的细节一样。探索这种感情，不光可以因此而探索这个城市，同时也是探索自己的途径。它因此而吸引了我。这种感情还很容易被误会，这是后来我才懂得的。十年前，我以为鲁迅骂施蛰存“洋场恶少”，黄宗江称赞姚克“洋场良少”的时代都已经过去，现在我知道也许并不是这样，价值观的冲突还在继续。而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价值判断中的文化意义会被物质主义大潮淹没，一切都因为标上了价钱而庸俗。

十年后，我再去一一探访那些原先我写过的咖啡馆，才发现自己竟也好久没有到这些地方去了。还是一出太阳便暖得令人不知季节的冬天，还是街上的行道树枝光秃秃的在半空中纵横交错，摇晃着发黑的悬铃，我的老理光相机已经报废了，我从小长大的街区如今已是历史风貌保护区，它的气氛还是自命不凡又松弛颓唐。十年的时间，我都去哪里了呢？

我去了陕西路口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在那里我读完了一些书，包括奈保尔的几本游记和库切的小说，他们是我喜欢的作家，这时我可以说自己的喜欢，因为心中明确。我也见到有人和我一样在那里读书。有个女孩读到酣处，将一头长发松开，长长地从沙发扶手上挂下来。就像格林童话插图里被囚禁的公主，将长发从城堡上垂下，接应她前来幽会的情人。

《漫卷西风》的提纲和前两章都在那里完成，就在窗边的圆桌上，那里离电源插座最近。后来，它的出版合同也是在那里谈的，那是2004年的冬天，我的编辑正害着腰椎病，在椅子上歪着坐了整整一下午。我们说了许多事，突然他惊呼：“医生让我至多只能坐一个小时的！”接着，他的腰就立刻直不起来了。

在那张小圆桌上，我见了不少朋友。

我美国的朋友，是用英文写作的上海人，我们讨论了为什么他的书会被那么多语种的出版社喜欢，他说，也许因为他在写以前，就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读英语的，不是读中文的。这有一种叙事上微妙的区别：更坦诚，更简洁。

我英国的朋友，是用英文写中国菜谱的伦敦人，她完成了一本新式四川菜的书以后，决定要找一个地方好好休息，所以来了上海。她解释了来中国好好休息的理由：让她的神经感到更放松。我们是在一次晚会上认识的，我仗着自己的一张东方脸，自告奋勇做了中国菜献宝。她当时滴水未漏，没说她有川菜三等厨师的证书。

我喜欢临窗角落里的那张小圆桌，私心里将它看成是我自己的座位。要是被别人抢先占了，我找到别的座位安顿下来，完成自己要做的事，可心里终是不痛快。

我还在那里陪孩子度过准备中考最艰难的几个星期天。那是暮春。考试前夕，她做卷子已经做到麻木，但却不肯放弃，所以我们到咖啡馆里来。我对她说，在一家你感情上觉得舒服的咖啡馆做事，可以放松神经，提高效率，甚至可以获得意外的灵感，这都是我的经验。常常，我们就与旁边的客人聊起天来。

有一次，旁边桌上坐着的祖孙三代都和我们说话。老祖母是个钢琴教师，孙女是个文雅的大学生，她们齐声鼓励我的孩子说：“你一定行的。”我的孩子则对我说：“你一定要老得像那个婆婆一样帅气，我好带你出来喝咖啡。”

咖啡馆十年记（3）

还有一次，一个在美国公司工作的印度人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