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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是你杀了谢婉蓉吗？”星期五下班前，张科长突然大吼一声，随即一切都陷入死寂。我痴迷迷，一会看着张科长发红的眼睛，一会转向李科长肿胀的三角眼，这两双比我更能看透我自己的眼睛让我怜悯，何况他们还要回家过大周末。我想承认，结束这一切，但有一个模糊的意识提醒我，如果我承认了，反而是一切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就这样，我说让我想一个周末，星期一我一定告诉你们实情。

星期六的一整天我拒绝吃饭。我告诉他们我不是绝食，由于我的意识仍然混乱，我想饥饿是唯一能够让我清醒一些的。到了晚上，我躺在木板床上，想痛哭一场。我以前久不久就会偷偷躲在床上痛哭一场，第二天往往就精神焕发。可是这一次我却无法让自己哭起来，我更加紧张，自己该不是已经彻底自暴自弃了吧？

当熄掉灯的时候，我躺在那里，闭上眼睛，张开想象。我想到多少年前看到的一幅非洲战乱中的照片：骨瘦如柴的孩子跪在早已俄死的母亲旁边，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我接着想到“非典”疾病的受难者，在死亡前不得不和亲人隔离，在最后告别时也得隔着玻璃窗，那种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窗和亲人永别的感觉比生离死别本身更加让人不堪；想到这里，我的眼睛不觉湿润起来，但还是没有能够哭起来。随即，我想到一名素不相识的湖北老乡孙志刚在公安收容所里被活活踢打致死的惨景，孙兄弟的年龄和我当年只身闯广州时一样；当我想到孙兄弟在被人象球一样踢来踢去，而他心中也一定仍然怀着我当时那样一颗充满期望的心时，我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接下来我想到了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公安局拘留所的硬板床上，不知道过去是怎么过去的，现在会如何结束，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我终于嚎啕大哭。不一会功夫，我已经整个人泡在泪水中。

星期天下午，我已经恢复了精神。大概四点多钟，看守过来叫我，说有人要带我出去。他们没有把我带到审讯室，我随他们进入一个标有“局长办公室　”牌子的房间　。在里面我看到了原来的老上级。。。。。。国家安全部的周局长。他正慈祥地看着我，我想要不是昨天晚上自己几乎哭干了眼泪的话，我一定会再哭一场。我草草地和也在场的李科长、张科长还有另外一位显然是公安分局局长或者也许是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人说了再见，就跟着周局长离开了住了三个星期的公安局。

“你怎么知道我在拘留所？”当我们两个已经在五星级的中国大酒店幽雅宁静的咖啡厅里坐下来后，我问周局长。

“我按照你给的地址找上你的小公寓，结果在门口发现你的信箱里塞满了信，有的还掉到地上，于是捡起来看，原来都是帐单。”

“当然都是帐单，没有人会给我写信，何况这年头也没有人再写信了。”我木然地说。

“问题是，我发现这些帐单大多过期好几天了。哈，我想，我们的小杨怎么会任凭这些电费水费单过期呢？八成是出事了。”周局长一本正经的样子，不过还没有说完，自己倒先忍不住笑了。我却笑不起来，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表情，关心地问：“他们在公安局里没有折磨你吧？”

“没有，现在不流行体罚和严刑逼供。”我挺了挺三个星期里不是坐就是躺，已经有点僵硬的腰板，说：“其实，公安的同志也并不喜欢这一套，只是有时破案时间紧迫，上级又有压力下来，加上多数情况下嫌疑犯如果早点供出来不但可以节约国家的开支，而且有时还可以救人一命。”

“他们告诉我，你在里面三个星期，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方法，你都不屈不挠。表面上你顺着他们审讯的路子走，实际上你却狡猾地一次次让他们的审讯失败。他们不得不承认，你是他们这些年碰上的最难搞的嫌疑人，　呵呵。”周局长看我皱着眉头不言语，加重了语气问我：“我是问，他们到底有没有对你用刑？！”

“没有，国家法律规定不可以用刑，他们公安同志很了解法律的。”

“那就好，那就好。”周局长放下心来的样子，开始为咖啡加糖，“这样说，你什么也没有招认？”

“没有，不过我想我很快就会招认的，我快顶不住了！”我喝了一口珍珠奶茶，感觉一阵舒坦。说实话，在里面时我还真有些想念这种近年开始时兴的奶茶里加上一些韧性的小番薯粒的饮品。

“你要招认什么？”周局长差点把刚入口的咖啡喷了出来，“这么说，你要招认你杀害了那个女子？”

“也许是，可是我没有杀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