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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天色已晚，苏黎世已经到了所谓“警察时间”，咖啡馆也闭门了。爱因斯坦把两个学生带回家，让他们读普朗克新近发表的两篇论文，要他们找出其中的错误，而自己则去给他们煮咖啡。

咖啡煮好了，两个学生不好意思地说，他们没看出错误的地方。

爱因斯坦手一指，说：“看，就在这儿。不过，这个错误是纯数学上的，并不影响物理学上的结论。”

说罢，爱因斯坦兴致勃勃地阐述起自己对数学与物理间关系的见解。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和自己工大的老同学中交往最多的是格罗斯曼。两人的友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1909—1911年间爱因斯坦已感到需要去听取那时正在深入研究非欧几何的格罗斯曼的忠告了。

爱因斯坦还遇见了阿德勒，他们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有时他们怕吵闹一块儿躲进阁楼去谈话。想必，他们的谈话也包括哲学的争论。阿德勒是个马赫主义者，他对爱因斯坦相信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深感奇怪。他也像马赫一样，反对相对论。

爱因斯坦还跟两位苏黎世教授交上了朋友。他们是民法学家埃米尔·楚黑尔和历史学家阿尔弗莱德·施特恩。爱因斯坦很器重楚黑尔对人们心理的透彻的理解力、善于把彼此相去遥远的概念加以对比的能力、各种各样的兴趣和天真的幽默。他说：“楚黑尔的兴趣范围是无限的，而且他善于对人和事作出判断，远远超出了职业知识的范围。这些判断表明形式逻辑之不足，如果你大量阅读和比较他的东西，是可以理解这些判断的。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人们中的一个”

同不会物理学和数学的人们保持亲密和经常的智力交往，是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常同法学家、历史学家、医生交谈。看来，这一爱好是和爱因斯坦的基本思想的特点有关的。他从具体的物理学计算上升到存在的根本问题，又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最后终于达到最具体的（有时是可以直接用于实践的）结论。

科学思想和兴趣的这一特点使爱因斯坦有时能够在不懂物理学的人们中间找到科学问题方面的交谈者。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一般见解，未被传统概念所侵蚀，其原始质朴的直觉倒正是爱因斯坦物理观念的出发点。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与历史学家施特恩交往很多，还在大学生时代，他就喜欢到施特恩那儿去。后来，施特恩80诞辰时，爱因斯坦还如此写道：“……我大概不知道还有第二个人能在生活、见解和价值观念急剧动荡的时代保持这样不可思议的坚定不移。”

闻名世界的汽轮机专家奥列尔·斯托多拉和爱因斯坦精神气质颇为接近。1929年春天，斯托多拉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教席退休时，爱因斯坦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感谢斯托多拉》，发表在《新苏黎世时报》上。这篇文章不仅对评价著名的热工专家是有意思的，它还揭示出爱因斯坦本人的特点，值得一读：“要是斯托多拉生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和雕刻家，因为想象力和创造天才是他的为人的推动力量。多少世纪以来，有这样的性格的人常常被科学所吸引。在科学的领域里，时代的创造性和冲动有力地迸发出来，在这里，对美的感觉和热爱找到了比门外汉所能想象得更多的机会。在他作为一个教师的多年来（1892—1929）富有成果的活动中，他在学生中唤起的激动实在是巨大的，提起他和他的工作，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是闪闪发光的。

“如果他的工作的主要源泉是创造的天才，那么，另一方面，他的力量却在于对知识的情不自禁的切望和他的科学思想的非凡的清晰。当写这些感谢词的作者，作为苏黎世大学新任命的理论物理学教师，看到斯托多拉的高大形象，为了了解这门科学的发展而迈进课堂，这部分由于对真正知识的探索，部分由于要对作者本人所已掌握的知识进行评价；当时作者既是愉快的，又十分自然地怀着敬畏。当他的同事讲完课以后，他就提出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常常需要以最生动活泼的方式加以正当评论的深刻问题。在这个具有巨大感染力的人的面前，作者的胆怯在谈话中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善良和赞同的意愿总是在启发他的言词。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同他对话的人感到抑制，那就是斯托多拉的根深蒂固的谦逊态度。他的精神上的和善温柔同他思想上的顽强坚韧形成奇特的和罕有的对照。人们的苦难，特别是由人们自己所造成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愚钝和粗暴，沉重地压在他心上。他深刻了解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他是一个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