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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是在咒张练，而是我们希望能够让紧绷绷的神经和浑身酸疼的身体得到稍许的歇息，睡个懒觉。

我爱我师（2）

但即便是他生病的时候，他都会按时敲门，叫我们出早操！

有这么一位“完美先生”的参照物，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请假的理由的。

训练后，我从来没有因为个人伤病的缘故请过假。有时候，即使身体不太舒服，有一点毛病，我都想办法克服：练不了水上，练陆上，腿伤了就练腰。如果别人都在训练，而我一个人留在宿舍里，我会感觉到空虚无聊，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内疚感。

在我和张练一起进入到国家队后，他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他是新教练，我是小队员。很快就融入了国家队的训练方式和节奏。有张练在，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能吃得消。我们的规划是，小到技术、分数，大到长远目标，我们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第一目标是尽快获得甲级赛区的参赛资格；然后是在难度方面向优秀运动员看齐。难度达到了，再提高动作质量和稳定性、一个个的攻克难度动作，一步步挖掘自己的潜力。

张练和谭教练虽然严厉，但他们总是根据队员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变化制订不同的目标。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张练也发现我喜欢说理，因此他总是将所有的情况都介绍给我，让我去判断。在我1994年获得第一个全国冠军后，他开始将和我沟通想法，为我制订短期和长期的目标，而我也会根据他这个目标前进，每一天都过得很完满、充实。

但我知道，当初他的这种坚持，是多么的不易。以前的我由于屡屡受挫，养成了“小富即安”的心态，有点成绩和进步就自我满足。张练夫妇二人像是一对理智的父母，总是在不停引导、刺激、推着我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谭教练还给我灌输了一个“台阶理论”：先拿全国冠军，然后争取参加世界杯，获得世界冠军。随后，我们再上一个台阶，争取世界游泳锦标赛的冠军，终极目标则是奥运会金牌。

我知道，自己生命中已经被跳水占得满满的。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枯燥训练，也许会换来好的成绩，有好的前程。但对他们来说，则意味着告别温馨和稳定，走上一种漂泊的不归路。如果这是一种赌注，他们倾心付出了，也得到了回报。

一聊起当年“创业初期”的贫困生活，我就特别佩服张练和谭练的勇气和决心。

１９９０年，张挺和他的妻子谭敏放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从四川自贡市业余体校来到陕西。初到时，他们看到的是临潼游泳池破旧的平房，没有任何跳水设施，连陆上训练用的一块垫子也没有。周围都是田地。为了实现心中的世界冠军梦，他们走上了外出借训的生涯：

最初几年，虽然有关部门在各方面给予了支持，但由于经费有限，陕西跳水队的生活总是陷入困境。

在济南时，我们１２个人挤在租来的两间房内，房屋小得只能放下床。队员几个月没看过电视，吃饭搭别人的灶，去迟了就没饭吃。离开济南时，张练只剩下买火车票几百元钱，硬着头皮率领我们来了个“清晨大逃亡”，没敢及时和当地体委说明情况，欠下了３０００多元的旅馆住宿费和训练费。

到北京后，租不起条件好一些的房子，就住在几间油毡顶的平房；运动员伙食费每天只有１０元，他们只得又当教练、又做厨师。每次上午训练完，我们都会在路上买一些食品和半成品回家。下午继续训练，练完后，张挺买菜，谭练掌勺，我们这群孩子就拿碗、摆筷子，张练最拿手的菜是红烧鸡翅，我至今念念不忘。他们用有限的一点钱，把我们队员的伙食调剂好，还经常用自己的钱周转。

第一年在北京过春节，他们手头连一分钱也没有了，恰好师弟李宗泽的母亲来看望孩子；张练也顾不得难为情，向她借了点钱，带我们出去吃了一顿饺子。

住的房子条件也很艰苦。夏天老漏雨，我们只能将床搬到不漏雨的地方，其他地方用饭碗接。到了北京市二体校招待所五楼租房时，夏天热得睡不了觉，没钱买空调和风扇，又不让自己开伙，不得不另租民房当厨房。每天要从住处到训练的地方，再到吃饭的地方往返几趟。

我爱我师（3）

那时候，我们小孩会为一包牛肉干而争吵，但很快会相安无事，也会为自行车是否打满气而争论1小时。有时聊天１小时，往往聊着聊着自己就兴奋地坐起来，而其他队员又已经睡着。那时候，我们有挥霍不完的精力，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训练。但对他们来说，这种创业的艰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