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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也成为媒体的头条，成为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面对一次次八卦味十足的提问，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对。因为任何不恰当的形容，都有可能招来“满城风雨”。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也不愿意因为自己不慎重的言行，带给别人被动和不好的影响。我想，现在是向大家交代一下自己的感情观的时候了，如果这也算是感情的话。

1992年底，国家队举行了新一轮的奥运会集训。来自全国的几十名少男少女来到了集训地南宁。这其中也有郭晶晶，但集训的小孩太多，我和她没有说过话。

1993年2月，这几十人中，只有我和郭晶晶被留下来。“这个女孩，怎么跟男孩子似的，理个小平头？”我直犯嘀咕。毕竟人小，加上队伍规矩甚多，我始终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3年底的国家队集训。

那一年全运会后，我成了副总教练吴国村的门下弟子，而她的教练是副总教练于芬。熟悉跳水的人都知道，吴国村和于芬是当年中国跳水队的两面旗帜，其组内成员绝对是“梦幻班底”。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名字简化成了郭郭，两个刚进队的小孩，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成为两组“金字塔”下的“底座”，因为我和她在各自组中都是年龄最小、技术最差、成绩最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地位和认可。

跳水队每周都会有评比，分量最重的是先进集体。在评比中，年龄最小的我们充当急先锋的角色。无论是运动量、出勤、卫生、按时休息等我们都是最出色的。因此，每周红榜下放时，我们都会为先进集体辩护、争论一番，然后约定下周好好表现，再争高低。

日子久了，在争抢中会演绎出许多对话来，竞争对手成了最熟悉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革命友谊吧。自打我和郭郭认识的第一天起，竞争便成了我俩交往的主题。可以说，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上，书写下了数不清的第一。而这些第一，在我们收获成功喜悦的同时，也一起体验到了成长的烦恼。这也算是“青梅竹马”吧。

1995年　第一件礼物是圆珠笔

1995年，我们要出国比赛。我先参加了国际游联瑞典、俄罗斯和德国站比赛。回来后，我给郭晶晶带回了一件礼物：一支特别细长的圆珠笔。

这是我第二次出国，多少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买了一大堆礼物分给国内的队友与亲友。给郭晶晶的礼物，只是众多礼物中不太起眼的一个。但这是我第一次送她礼物，也是第一次给异性买礼物，很有特殊意义。

“这是我顺便买的，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训练结束，我很礼貌地将礼物送给她，完成这个动作时，像往常跟她抢保护带、和她一起上学那么的平常。这是实话，我在商店里看到那支圆珠笔，脑子里立刻就想到了郭郭，觉得送给她最合适。

郭郭接过笔随便应了一声，没表示什么。但看得出，她对这个小礼物爱不释手。她是很细心的女孩，有时你不经意的一个举动，会让她感动半天。而她也会特别在意一些小事情，让你感动。与这样的朋友相处，你会时刻感受到被关注，那种感觉很温暖。

6月，我和郭郭又参加了加拿大、美国站比赛。到了美国佛罗里达，我和郭郭拍下了生平第一张合影，照片中，我俩并肩而立，她的头发根根立着，怒发冲冠，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

田亮谈郭晶晶（2）

1996年　对郭郭我多了一份怜惜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国家队暂时解散，我回到了重庆老家，用时间来化解伤痛；而她留在北京接着练习。

过惯了国家队的集体生活，遭受了奥运会的打击，回家的日子让我觉得难熬。有时我会给郭郭挂电话，告诉她，我一直在放假，这里有游戏、好多好吃的，有父母的陪伴、队友的安慰。她告诉我，队里很枯燥，没有我们这边的生活丰富多彩。但她正处于恢复阶段，也见到一些好玩的东西。

电话两端，牵引着两位被奥运会遗弃的少年，分享着彼此生活的点点滴滴。那段日子，给她打电话是我生活中少有的亮点和温情时刻。

终于回到国家队了。一个冬日的午后，我们都在进行陆上训练。场地里共有三块跳板，板离地面有一米多的高度。我在最外边，郭郭在最里面，中间是池斌。郭郭和池斌边训练边聊天、谈笑风生。我停下来看她们训练。一弹、两弹、三弹，眼看着郭郭就那么掉了下去。我第一个反应过来，一边往外跑，一边大声喊着：“郭郭掉下去了，大夫快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