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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民工，所以是男、女各一间房。

每天早早就上了工地，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各大队会派人替集体煮饭，菜则要自己携带，也就是腌菜、辣椒、咸萝卜之类的，既下饭又可长久保存。

在山前人工渠道的工地上，成千的民工热火朝天地在那里奋战，场面气势壮观、振奋人心。我们依靠人工，挖出了宽有二十五米，深度超过两层楼房的人工渠道。

我穿着劳动布的裤子，裤管卷到了膝盖，脚着的是橡胶底的解放鞋。已在十二月的寒凉气候中，可我仍然赤裸着上身，与乡下人的唯一差别是肩膀上戴着垫肩，那是从上海带来的。我簸箕里的土石要比别人多，挑担时走路的速度也要比别人快，尽管我曾是大城市人——这就是我表现突出的秘密。因为我是上海知青，大家有着较低的预期心理，但我干起活来，比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更拼命、更吃苦，他们就很感动。那里的人们是善良、纯朴的。

人工渠道越挖越深，到后来已有三四个人高的深度，我肩担着泥土和石块，脚踏在沿着人工渠边挖上去的阶梯，一步一步走上去，到了地面后，把土石倒在指定的地方，然后又下去挑下一担土石。就是这么地，挑完一担又一担，一担又一担……一直要天黑才收工。然后，是一天，又是一天……

——这些经历说起来是枯燥的，但生活本来就是枯燥的，人本来就是这么地活着。在身临其境之时，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今天回想起来，觉得不可思异，我怎么能够如此长时间地忍受这样简单、重复、原始的体力劳动。这使我认识到，人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产生难以置信的毅力和忍耐力，而这种意念的力量其实也就是我人生的主要驱动力。

最后完成的山前渠，看起来气势磅礴，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一直伸展到极目之处，渠道的两边，两条等高、与渠道等距相隔的人造堤坝与人工渠道平行，也一直伸展到极目之处。当我站在完工的渠道旁，自豪感油然而生，这里也有我洒下的汗水。

这样的雄伟工程，是当政者的政绩，但实际效益却不是很大。因为这一条人工渠只是取代了已存在的自然河道，那河道本就有把上游的水排到下游的功能，但因为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是弯弯曲曲的。而这一人工渠道则那么地壮观，展现了那种人定胜天的冲天豪气。可是，这样的工程太劳民伤财了，而且还占用了不少耕地。

当年为修建水利工程，无偿地调用了农村劳动力。农民们的积极性当然不是很高，可又不敢违背上级指令，只能软扛硬磨。记得那是在西塘水库工地上，某天，公社党委书记来视察。他看到了出勤民工稀稀落落地没有多少人，勃然大怒，马上要下属去调查。那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结论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出：“阶级敌人破坏”，要立即清查。

清查的结果显示，缺勤的人很多，但大都是“贫下中农”，所以无法和阶级敌人挂上钩。最后，发现毛家窝村的一富农家庭的父子俩都没有来。所谓富农家庭，也就是说，那父亲在50年代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富农的经济成分，而富农在文革中又被划为“黑五类”，而他儿子那就是富农的家庭出身。

其实这一对父子是请了假，才没出工的。他们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去卖猪。因为队里派了他俩的民工差。那样的苦差，一般农民们都不愿去，所以成分不好者就要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不敢抵触。这父子俩都是单身，长期在外，养的猪也没法照管了，就只能先卖了。但猪由国家统一收购，所以他们那天把猪送去卖给湛溪街的供销社，却正好碰到公社书记下工地视察。

尽管他们缺勤是请了假的，但为要寻找“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就管不了这么多了。当天晚上，工地上就召开全体民工的批斗大会。这一对可怜人，就站在那里，弯着腰，低着头，接受批判，连气也不敢出。最后，批斗大会结束了。但是，对于阶级敌人，“在政治上要批臭，在经济上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所以还宣布了惩罚性处理：罚款三百元，还要罚他们夜晚加班，完成两个土方的工作量。大会结束后，公社书记前呼后拥地先离开了。

散会后，我看到那富农的儿子，一个忠厚的农民小伙子，在与黄书记说话。黄书记是个女性公社干部，约三十多岁，她由上级派驻在西塘大队。那富农儿子，可怜兮兮地向她哀求：是否可以减少一些罚款。黄书记断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的哀求。

工地上的悲哀（2）

只见他手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颤颤巍巍地递上去，说这是他们卖猪刚得到的，一百八十五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