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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秦朝就会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民意基础。

可是统一之后，秦法愈加严酷，完全针对着老百姓来了，再得军功不易，不小心犯法当刑徒的机会倒是增加了。国无宁日，民无安居，问题就严重了。

秦朝的赋税，是征收百姓收入的大半。聚敛过重，百姓难以承受，这是弊病一。

秦朝的边防、修建任务太重，征发卫戍和劳役人员一直征发到基层闾里。丁壮被搜罗一空，百姓没法过正常日子了，这是弊病二。

人民没有了希望，就要出事。

在这种危局下，如果中央机构头脑清醒、运转有效，还能防范一下。可是秦二世得国不正，他要防范大臣中的异己，所以采用了最极端的寡头统治，只依靠赵高一个人来施政，听不到正确意见。

另一方面，本应自觉为政权服务的大臣和郡县官僚，因为秦二世在残杀亲兄弟时株连过重，人人震恐，大家都是活一天算一天，完全失去了屏障政权的主动性。

正因为有这样种种失当的举措，火山一旦爆发，皇冠必然落地。

本想延续千世万世的秦朝，二世而亡，就是它的宿命了。

第三十一章打败了六国却打不过老百姓（1）

秦二世的元年，本来可以是一个新的辉煌开始，可是胡亥的命运不济，这一年，恰成了帝国末日的开幕式。

彼时的帝国，还在按照秦始皇规定的惯性在运行，北部边境防范匈奴的负担很重。

防匈奴，这没错儿，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和侵袭，是一部后来延续了几千年的大戏，数次改变了我们民族的人种、文化与政治结构。

对北方的防范，按理说应该用一支职业军队去完成，可是秦朝的办法是，直接征调基层的居民去戍边。这就引出了一些问题，积累日久，成了溃堤之穴。

当年七月，官府下令，征发居民组的贫民去渔阳郡（今北京密云）戍边。

密云这地方现在早不是边疆了，不过，如果你登上离此不远的八达岭长城，放眼看所谓的“塞北”平原，你还是能体会到长城之外的浩大与苍凉。

秦时，这里当然是边远的苦寒之地了。

老百姓再穷，也不愿意离乡背井跑到长城上望天去。征发贫民戍边，本来就是容易引起民怨的事，而秦朝的法律，对戍卒到岗的要求又过于苛刻，一旦误期，就要斩首。

古代交通不似现代，一遇风雨，很难准点到达，秦律却不考虑这一点，斩你的首没商量。

如果误期了，是不是在半途就斩首呢？不是，是到达以后，由接受官员来验证、执行。

那么在半道上误期了的戍卒，会那么老老实实地跑去送死吗？

这就是法律上的空白了。这个问题，没人过问。法律的设计者们把黔首看成了牛马。在他们看来，既是牛马，让你左，你就不敢右。可是人不是牛马，人有一种意志。

就在这批牛马当中，有一批900人的队伍，被征发后暂时集中驻屯在大泽乡。这支队伍里，有两个意志非凡的人物，一个是陈胜，一个是吴广。

陈胜是阳城（今河南商水）人，吴广是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两人都是农民。

在我们这个族群的历史中，有很多伟大人物，都出自农民，这一点我们到今天也不能忽视，尤其不能忽视那些有作为、有抱负的农家子弟。

陈胜和吴广，当时就不是一般的贫民，他们能力很强，双双做到了“屯长”的职务，大概就是临时队长吧。

陈胜这人，素来有大志，曾给人当雇工，帮有钱人家耕田。一次在田间休息时，他想到自己这做牛马的命，怅恨久之，忽然对农友们叹道：“苟富贵，勿相忘！”

能说出这话，前面会有很多的思想铺垫，也许他想到了将来能有良田百亩、仆佣成群等。他的同伴就嘲笑他：“你一个打工的，怎么富贵啊？”

陈胜轻蔑地看看同伴，嗤笑了一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这是一个很着名的段子，如果我们把它放到现实的环境中想一想，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到震动。

再说那900名戍卒驻扎在大泽乡，想必是要择日开拔，可是偏偏遇上连日暴雨，走不了路，活活把行期给耽误了，他们恰好就遇到了要不要乖乖去送死的问题。

不送死，也可以，有一条出路是逃亡。可是逃亡的风险也很大，被通缉后也是死路一条。秦的法律之严，是连商鞅本人也跑不掉的，何况人生地不熟的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