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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掣肘与防备。

而商鞅拒绝接管秦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秦孝公知道：未竟的大业，只有靠自己心爱的儿子了。他临死前，把太子驷一人留在身边，命儿子给他背诵《黄鸟》诗，可能是意在让太子知道珍惜人才。

太子驷继任，是为秦惠文公。

就此，历史掀开了奇诡的一页。

太子驷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到这时已经深居宫内12年不见人了。

这是空前的险境！

但是商鞅一点也没意识到。他自负是先朝旧臣，出入仍傲慢如昔。

——人们可以忘恩，但是几乎没有可以忘记仇恨的。

所有的老世族都看准了这一转机。秦国通过变法强大了，他们不会因身为秦国人而高兴。他们是受损者，所以他们宁肯国家退回到原先的孱弱历史中去，也要否定变法，争取政治翻身。

在惠文公第一次视朝时，商鞅不知为何没有出席。第一个出来禀奏的，就是公子虔和公孙贾。

两人说：“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国虽治，然而妇女儿童都说商君之法，没人说是秦国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权重，后必谋叛。”

新君年轻，商鞅和对立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商鞅完全看错了，以为君主年轻就不敢轻易变更父亲的既定方针；而老世族却能看得很准，他们要用“某人功高震主”来吓唬年轻的君主。

这两派的态度在新君心中恰好形成一正一反两种感受。天平倾向哪一边，不言而喻。

秦惠文公果然上套，对两位老师说：“吾恨此贼久矣。但他是先王之臣，谋反的形迹未彰显，所以暂且容忍他。”

惠文公虽然年少，但做事还不是没有原则的，他很懂得处理问题的分寸——先君的面子要照顾，旧臣的气焰也要打掉。于是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相印，命商鞅退归商、於。

商鞅不觉得大祸临头，反而觉得这样也好，辞朝之后，就收拾好车驾出城。他虽去职，但爵位没变，其仪仗队伍犹比诸侯。

商鞅在朝主政20年，文武百官无不出自他门下，见老主人走了，百官都来饯送，朝署为之一空。

这又给了反对派以口实。

公子虔、公孙贾密告惠文公：“商君不知悔过，僭用王者仪仗，如归商、於，必然谋叛。”

当年与商鞅辩论输了的甘龙、杜挚，也没忘20年前的耻辱，出面作证，将商鞅仪仗违规的事证实。

惠文公不由大怒，即令公孙贾率武士3000去追赶商鞅，追上了就砍脑袋，然后提他的头来见。

威权的倒台，不管后续的影响如何，都是民众的开心之日。当时百姓知道商君走了，都跑了出来，满街满巷，全在抱怨商君。一听说公孙贾要领兵去追赶，攘臂相从者，竟有数千余人之多。

当时商鞅车驾出城已有百余里，忽闻后面喊声大作，忙派人去探听，回报说：“是国君发兵追赶。”

第十一章商鞅危乎（4）

商鞅大惊，知道是新君翻了脸，怕是难逃一劫，急忙卸去衣冠，下了车，扮作卒隶，带着妻儿老母逃亡。

一行人仓促奔至函谷关，见天色将黑，便往旅店投宿。哪知道店主向他索要“照身之帖”（身份证）。

商鞅推说没有，店主遂闭门不纳，说：“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人，犯者连坐，要与你一并处斩，我可不敢留。”

商鞅叹道：“唉，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一行人只得顶着夜色前行，混出函谷关门，径直投奔魏国去了。当年，商鞅在魏国游历多年，他眼下心存侥幸，希望在魏国能找到一二至交，也许能东山再起。

来到魏国边关之下，守令为一老者，名叫襄疵。此人阅历颇多，居然认得商鞅，他怨恨商鞅欺公子卬而败魏军，拒绝接纳。

商鞅请求从魏国转道别国，并不在魏国逗留。关上的魏人说：“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不把你送归，怕要惹祸上身。”随后，就将商鞅遣送回秦境内。

这真是应了“作法自毙”那句话！商鞅走投无路，只得急赴自己的封地商邑，纠集徒属，发动邑兵，向北攻击郑地，以谋求一块立足之地。

现在，商鞅的身份变得很尴尬，虽然秦国目前的中央体制没有一处不烙着“鞅”字，可是他作为一个个体，已被这体制排除出政治中枢，现在不过是一个与中央政权作对的小小城邑主了。

他亲手缔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