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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韩，夺回了上党郡，又在赵国故地初置太原郡。

这个态势，我们都能看明白，还是“远交近攻”。

但在接下来谋夺大梁时，秦军却暂时受挫。

魏安厘王在情急之下，把信陵君请了回来，拜了相，又给了兵权。当年因“窃符”事件两人结下梁子，信陵君就一直客居在赵国。

信陵君因为救邯郸而天下闻名，有他做号召，这次回国果然纠合起了赵、韩、楚、燕，组成了五国联军以抗秦。这在当时，堪称是了不起的壮举。

庄襄王见大势不好，急令已进军到大梁附近的蒙骜赶紧撤回，又增兵函谷关严防死守。

就在秦军回撤的路上，与联军发生了激战，结果被联军抄了后路，蒙骜大败，逃回函谷关。联军赶至关下，与秦军僵持了一个月，终究不能奈何秦国。

吕不韦在战败后并未气急败坏。他分析了局势，知道灭国的事还是要悠着点来，于是对蒙骜仍重用不疑，感动得蒙骜发下毒誓：“再攻韩，非死必胜！”

然后吕不韦就使出离间计，派使者到魏国去散布：信陵君威望这么高，完全可取魏王而代之。

凡是领导，百分之百都怕这个，只要有了这种舆论，再忠心的下属也坐不稳位置了。安厘王果然上当，夺了信陵君的相印、虎符。信陵君气不过，也就花天酒地、不再上朝，哥俩儿又闹掰了。

三年之后，信陵君就死了，秦国就此少了一个最危险的敌人。

吕不韦的这一招，采取的是“促使对方犯错误”之术。在失败之后，这一招很有用，比急于反扑要有效得多。

第二十一章《吕氏春秋》是伟大的治国纲领（3）

他的武功如此，而在文治方面，更是大有可圈可点之处。

吕不韦执政之初，采取了“修先王旧臣，施厚德骨肉，而布惠于民”的办法，第一照顾好老干部，第二笼络住利益集团，第三让老百姓得实惠。这个组合拳，真是千古明智的统治术。

吕不韦在短短几年中做的这些事，为后来嬴政上台铺平了道路。

其实几乎所有的客卿，都是对得起大秦的，吕不韦也是一样。

前面说过，秦国的政治自他执政后，在原有狠辣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柔和的成分。

吕不韦还一反过去魏冉时期封闭的人才政策，向六国敞开大门。他养的门客，多至3000，各家各派的信徒都有，囊括了儒、道、法、兵、农、占星、阴阳、纵横等流派。其中有一位，就是后来为秦统一六国立下大功的李斯。

吕不韦在思想上的宽容，使得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建立了一个集当时智慧之大成的意识形态体系。

他借助这些“外脑”，开始考虑如何统一、统一以后又如何进行长久统治的问题。打天下，不难，因为要打的对象已经烂掉了；而保天下就难了，因为是自己要开始烂了。

这些思想智慧，就集中在他组织门客编写的杂家着作《吕氏春秋》里。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有很多论述涉及政治学，但此前没有一部是有组织地为建立一个大帝国而准备的。《吕氏春秋》的编纂，开了实用政治学的先河。

诸子之书各有擅长，像《吕氏春秋》这样融汇各家理论的，绝无仅有。

以前，学人多嘲笑吕不韦不学无术，搞了这么一个杂拌儿出来，而以现代眼光来看，这恐怕是我国最早的自由主义着作。

《吕氏春秋》在后世的地位一直不高，估计是知识分子因憎恨秦始皇“残暴”而株连到这部书。

秦始皇最不该的，就是没采用这部书的思想，仍是像先辈那样，采用了急功近利的法家体系。法家的办法，是快刀斩乱麻，局外人看着也痛快；可一旦实施起来，天怒人怨，崩溃就在眼前。

激发吕不韦要编撰这本书的，是战国后期着名的“四大公子”。

哪四位呢？是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

四位公子风流倜傥，仗义豪侠，都结交了不少宾客。吕不韦以他们为标杆，觉得秦之强大，天下无敌，却在意识形态上乏善可陈（诸子百家无一个出自秦），这是秦国之耻。于是他也广招天下学士，厚而待之。

那时各国有很多才辩之士，如大儒荀卿，就是被春申君养起来的，神闲气定，写出了传世名作《荀子》。吕不韦也如法炮制，命食客将各自见闻都记下来，精心组织成篇。

这部《吕氏春秋》又称《吕览》，分为“八览、六